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札记(转)

〓 网易文化自助餐 读书论坛 发布时间 2002/12/15 19:53:45 by 纳兰初见 〓

一：第三匹黑马时代

俄罗斯哲学是苦难和顿悟的哲学，是为真理而牺牲的哲学。 ——[俄] M·H·格罗莫夫

艺术家的文艺观与其历史哲学观紧密相连。

在艺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钦佩荷马的史诗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他的美学理想是“和谐的美”。 然而他的美学理想和他的艺术实践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一方面，热爱艺术的严谨和美的和谐，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地违背“和谐”的准则，而把艺术用在了表现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个人内心的极度紧张与神经质，他追求拉斐尔式的和谐之美，最终却走进了伦勃朗式的冷峻和阴沉，以黑色调来映衬光明，在“圣母”理想之下却描绘“索多玛”式的混乱，肮脏，淫乱。 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艺观，美学观，就必须对他的历史哲学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札记里写到：

在原始宗法制村社里，人是直接靠“民众”而生存的。（转引自格·米·弗里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作为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人类虽处蒙昧，但人类关系仍是和谐的，因而，作为个体的人也是幸福的。他对于人类历史第一时代的看法类似于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为的就是恢复周礼；老子的终极社会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但是艺术家毕竟有别于哲学家的理想，哲学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度，而艺术家的理想则在于建立一个“美”统治一切的国度。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亦即封建贵族时代和资产阶级文明时代中的个体的人脱离了“民众”，于是，个人就“感到痛苦，忧伤，失去积极生活的源泉”。文明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痛苦就是生命的本质”的时代。《白痴》中狡诈的列别杰夫对梅什金公爵说道：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匹黑马时代，即骑马人手里拿着天平的时代，因为现今这个世道，一切都建筑在天平和契约上，人人寻找的都是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小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再有就是自由的精神，纯洁的心灵，健全的体魄，而且还想保有上帝恩赐的一切。但是只靠权利是保不住这些东西的，因而随之而来的是灰马时代，他的名字叫死亡，而在它之后就已经是地狱了。”

假如这些话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第二时代的说明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拉斯科利尼科夫被流放后在西伯利亚的那个梦魇可以更明白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即将覆灭和新生的第二时代的认识：

“大斋期的整个末尾和复活节，他一直躺在医院里。行将痊愈的时候，他渐渐想起他还在发高烧和说胡话的时候那些梦。他在梦中梦见，似乎全世界要遭到一场瘟疫的祸害，这场瘟疫由亚洲的腹地蔓延到欧洲，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十分可怕。除了少数极少的优秀人物外，所有的人都将死于这场瘟疫之中。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一些潜入人体的微生物。但是这些微生物乃是一些拥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一旦被它们潜入体内便会立刻魔鬼附体，开始发狂。传染上这种疾病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们才坚持真理。但是，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他们认为自己的论断，自己的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整个村镇，整个城市和整个民族无一不染上这种疾病而疯狂了。大家人心惶惶，但是又互不理解，人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因而悲天悯人，捶胸顿阻，痛哭流涕，绞着自己的双手，痛苦万分。他们不知道谁是谁非，也不知道对他人应该作何评价，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既不知道谁有罪，也不知道谁无罪。人们在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中互相残杀。他们啸聚城镇，结成大军，互相攻打。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在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齐鸣：把大家召集拢来，但是谁在召集，召集起来干什么，却无人知晓，总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最普通的行当也被弃之不顾，因为人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且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连种田的也停止了，有些地方，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在商量什么，并且发誓永不分离，——但他们立刻又开始做他们刚才打算做的完全不同的事，并开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和彼此厮杀。熊熊大火，烧遍各地，饥荒饿殍遍地。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瘟疫到处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全世界得以幸免的只有不多几个人，这是一些纯粹的精英，他们的使命是繁衍新的人种，开始新的生活，更新和净化大地，但是过去，从没有见过这些人，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话和声音。 梦是根据《圣经》中所载世界末日来临前的预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以及《启示录》中所载有关过去与未来的“天启”。这个梦并不

是用弗洛伊德的“梦即欲望的达成可以解释的。这个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第二时代所将产生的种种混乱，战争，迷惘，杀戮的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罪与罚》这篇貌似犯罪小说的寓意小说来揭示第二时代的人类脱离了人类自身的母体，个人都以个人为自我的中心点，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人类在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时候，毁灭的将是人类自身。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精神上的“复活”则象征着上帝能救治这个“社会在生病”（巴尔扎克语）的时代。这里的“复活”较之于玛丝洛娃在精神上的“复活”具有更高的哲学意义。玛丝洛娃的“复活”是个人意识在社会层面上的苏醒，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少年》里，悲观厌世的克拉夫特的表白更为直接：

“现在这个时代是中庸之道和冷酷无情的黄金时代，是人们爱好无知，懒惰，，坐享其成的黄金时代。谁也不动脑筋，很少有人给自己定出一种想法。”“现在人们砍光的森林，耗尽的地力，使沃土变成草原，只能供卡尔梅克的牧民使用了。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上一棵树，人们都会笑他说：‘难道你能活到树长大的那一天吗？另一方面，那些希望社会好起来的人只谈一千年以后的事。安身立命的观念完全没有了。大家都像住在客店一样，明天就打算离开。大家只要能活着就满足了„„’” 新生的开始就是第三时代的到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都是傅立叶主义者，他坚信空想社会主义所构想的那个“黄金时代”，认为人类在遥远的将来能重新回到和谐，宁静，安乐的时代。

在他的最后一个短篇《一个荒唐人的梦》，他像托马斯。莫尔用那种优雅，平实的笔调描绘海上之国“乌托邦”一样，他用温暖，诗意的笔调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个世界里，树木挺拔俊俏，秀丽葱茏；成群的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对人类一点也不存畏惧，时常落在行人的肩上婉转低唱；人们的脸上都有赤子般纯真的微笑。人们不存奢望，生性淡泊，无须经历艰辛的劳动，只须“吃清淡的食物：树上结的果子，树林中的蜂蜜，同他们友好相处的动物的奶汁”就可以维持生命了。死亡在他们毫无恐惧可言，他们安详地微笑着向他的亲友祝福，微笑着离开人世，死者的亲友也向他抱以微笑，抱以祝福。

和陶渊明那个消失在现实世界的“世外桃源”不一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结局是由于一个现世的人的到来，破坏了这个理想世界的和谐。这篇小说的哲理意义在于，现世的“荒唐人”不可能被和谐世界所接受，“荒唐人”只属于这个荒谬的第二时代。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现世就是“第三匹黑马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荒谬的，非理性的，权利操纵着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艺术也必须违背他的艺术理想。从这一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严谨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现实成了他创作中不可背叛的宙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观，决定了他对于现世的态度。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观，才能够正确理解他的美学理想与自身创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及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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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死了

 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在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而哲学斗争的根本分歧还是形而上的存在问题。

一切哲学都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形而上的存在作为其哲学存在的依据。这个形而上的依据在各个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解释。

西方第一个经典的哲学家柏拉图的依据是理式，万物的产生都必须依据这个最高的理式。理式在柏拉图是没有证明的，他只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关于哲学最高命题的证明也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凡是证明，都必须依赖科学的形式，但是科学却永远无法达到这个形而上的存在的高度。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世界本原的说法都只是哲学家的自圆其说，中国第一个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在论述他的最高范畴时，也是含含糊湖地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敫，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道德经》第十四章）

老子衣钵的继承人庄周发展了这种思想，同时也把“道”的存在具体化了。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 ：“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 ：“期而后可 。”庄子曰 ：“在蝼蚁 。”曰 ：“何其下邪？”曰 ：“在稊稗 。”曰 ：“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 。”曰 ：“何其愈甚邪？”曰 ：“在屎溺 。”（庄周《庄子》） 在这段关于“道”的著名问答中，“道”还是以一种超脱人类感觉不可知的形式而存在。

柏拉图的哲学直接影响了教的产生。柏拉图的神秘的理式被教的上帝取代。但是，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上帝的存在的

证明问题成了教的致命伤，假若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的神性就值得怀疑，整个神学世界存在的基石就会因此而倒下。回答上帝的存在问题成了教在思想上统一欧洲后的最重要的问题。

宗教和哲学的起源都是对于宇宙精神的无限探求，故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

我以中国的道教思想来比较西方的教，这种比较仅仅是对其在认同形而上的存的相似点做了比较，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教思想的核心——上帝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其存在形式是不确定的，这个具有人格的神较之于东方民族哲学中具有非人格意义的形而上的存在来说，更加具有迷惑性和神秘性。

上帝的是否存在让欧洲人苦恼整整一个中世纪，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神学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教的经典，但是，这些神学家白首穷经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文艺复兴是以上帝的名义，小心翼翼地以艺术的手段冀望把人的力量抬升到可以和虚幻的神并列的地位。启蒙运动也没有推翻上帝，理性主义还是摆脱不了谁是第一推动的尴尬。

宗教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最关注的问题。他之所以关注宗教问题，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冀望以宗教来拯救世界。宗教就是他给这个将要坠入深渊的社会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他的宗教是和他的社会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乃至整个社会能否存在建立在上帝的存在与否这一全人类性的终结性的思考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开始追问这个问题的。从《穷人》中那个渺小的抄写员开始，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问题直到他的最后巨著《卡拉马左夫兄弟》中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都是多声部的，多重性的。一组组激化到了顶点的矛盾竟会如此完整地重合在同一个躯体上！他的目光时而冷酷无情，时而温情忧郁。他的严肃犹如“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他的愁苦犹如愚昧，无依无靠，饱经风霜的农民。他的思想中，罪与罚，善与恶，上帝与撒旦，忠诚与背叛互相激斗，各自发展到了极点。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自身处于极端矛盾的边缘状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也处于极端矛盾状态之中，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自身的和人与人之间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了他的所有著作的肉体部分。他的人物不是把自己撕裂，就是在上帝那寻到了慰籍。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索妮娅的指引下，找到了上帝，放弃了“超人”理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没有了上帝，惟有自杀； 伊万否定上帝，但是他却被他心里的魔鬼折磨得疯了；斯乜尔加科夫丢失了上帝，在伊万“没有上帝，人可以无所不为”的理论的指引下走向了弑父与毁灭！

一切的矛盾，不和谐，痛苦，归结到一起，就是那个折磨着他和他笔下所有人物的问题： “上帝是否存在？”

他笔下所有颤栗的灵魂都在追问上帝的有无！

这些痛苦的怀疑论者都没有办法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和创造他们的主人一样都深受上帝的折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扪心自问： 上帝是否活着？

上帝要是存在，他为什么不证明自己的威力？痛苦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决定他的命运的那个星期天来临之前抱怨道： “上帝何不从日历上轻而易举地哪怕抹掉一个星期天，从而向无神论者证明自己的威力，并使一切昭然若揭。” 老索科利斯基以更为深刻的思考质疑上帝的存在：

“假如确实有一个高级的生物，他以人的形态存在，而不是以某种创造万物而无所不在的精神形态，也不是某种液体形态（因为那就变得更难理解了），那他到底住在哪里呢？无疑地，这是愚蠢的，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反驳都归结到这个点上。居住的地方是关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上帝的思想在他的《卡拉马左夫兄弟》里做了最后的总结，而这个标志着这个总结的两个人物是伊万和阿辽沙，在酒楼上的激烈讨论就是这个总结性的报告！

伊万并没有直接回答阿辽沙提出的伊万是否信仰上帝的问题，他先对着阿辽沙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儿童被虐待，杀害的悲剧来证明上帝创作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状态是荒谬，非正义的，从而曲折地回答上帝假如存在，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干预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上帝假若不存在，那么这个荒谬的世界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最后，伊万质问阿辽沙：

上帝会允许把黄金时代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建立在一个天真纯洁的儿童的苦难上吗？

阿辽沙无言以对！阿辽沙无法回答当上帝创造的世界成为一个恶毒，荒谬的世界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出来干涉这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回答仅仅是仁慈的吻。

伊万并没有结束对上帝的讨伐，他进一步以一个寓言故事的形式从理论上否定了上帝现在已经不需要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了。在他的寓言里，他假设上帝来到了人间，但是事实上上帝在人间再也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因为上帝不能给人以面包，自由。这个著名的章节《宗教大法官》是伊万对于上帝的总结性回答。

他的回答是，人类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上帝，那么那个虚无的上帝就不需要来干涉这个世界了。这个寓言的含义也就是伊万信奉的伏尔泰的名言

“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类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曲折地否定创造万物的上帝死了，现在的上帝就是的强力。

伊万的理论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并没有死。通过整部《卡拉马左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证明的是上帝还活着，上帝仍然活在人类的崇高道德里。正如在《少年》里，多尔戈鲁基询问韦尔西洛夫什么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时，韦尔西洛夫回答道：把石头变成面包，这就是伟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体现在《卡拉马左夫兄弟》里就是甘愿去承受苦难，并以此来赎清自身的罪恶。这个结论体现在这部著作的结局里。米嘉作为错案的无辜受害者拒绝了逃跑的建议，而是坚决地去西伯利亚受苦受难以赎清心中的罪恶，阿辽沙毅然离开修道院去远行接受这个世界的考验。

作为一个徒，他没有完全走出上帝这个谜圈，也没能及时听见尼采那声惊世骇俗的惊呼： 上帝死了！

西方世界经历了这两位患病的思想家的轰击，原有的神学价值观完全崩溃。迎面而来的时代是迷惘，混乱而又疯狂的一个世纪。 如伊万所言：

没有上帝，人类就可以无所不可了！ 他们同时预言了这无所不可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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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上你的十字架，跟我来

 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宗教。 ——别尔嘉耶夫

教关于赎罪的思想对于一个非徒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造成这种隔阂的还是中西哲学人生观的截然不同。

古希腊有著名的绪西福斯神话，中国也有愚公移山的传说（《列子》）。绪西福斯因为触犯神明，神明惩罚绪西福斯把一块巨石从山底推上山巅，但是每当绪西福斯就要把这块石头推上山巅的时候，石头又会自动跌落到山底，于是绪西福斯就终日受着这种没有期限的机械性劳役的苦楚。这个神话可以代表西方人的人生哲学中的以坚忍的意志和身受无尽的折磨来赎还自身罪恶的赎罪意识。中国的传说愚公移山中，愚公为了搬太行山许下了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太行山终究还不是他搬走的，而是天帝搬的。这个传说多少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苦难表现了一种非常可敬的超然的达观，但不难看出这种的达观的幼稚与肤浅。这种乐观精神底蕴就是对苦难的回避。中国人不曾设想过，假若愚公死了，天帝也没有来帮他搬太行山，那么他的子子孙孙是否会真的搬下去吗？这种精神在文学里的延续是我们可以在大多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里看到对苦难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的古典小说大多以大团圆式的结局昭示人间正道尚存，如若真理不存于人世，其苦难必感于天地而终得善报。 西方的哲学精神进入了教以后，就发展成了赎罪意识。

《圣经》里有句很精彩的话，耶酥对着他那些迷途的羔羊说：背上你的十字架，跟我来。这话的意思就是让的子民背负罪恶的十字架跟着耶酥前去受难，以达到至善。

原罪是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生来就是罪恶的，只有在尘世中不断行善，死后才能进入天国。这种原罪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允许犯罪的人忏悔，并且通过对自身的惩罚（赎罪）以达到至善。这种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根据他的流放，可以把他一生的创作时期分为前西伯利亚时期和后西伯利亚时期。前期的代表性的创作风格明显带有果戈里风格的痕迹，而在他后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则更显示了他作品中独特中浓重的宗教哲学气氛。

造成他风格巨大转变的是那次西伯利亚的苦役。他的作品前后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巨大，这是一个谜。但从他后期的小说里，我们不难发现某些有意思的线索，从马长老临死之前对着他的门徒的发自肺腑的身平自述里，从阿辽沙对母亲的模糊记忆里，我们不难看出，早在作家的童年，他那稚嫩的心灵已经被上帝的伟大深深感动了。在《死屋手记》中，作家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却对那些平民苦役犯采取难能可贵的宽容，仁爱的态度，甚至在最凶恶的罪犯身上也发现了美德。

出版于一八六六年的小说《罪与罚》，把这种宗教忏悔意识和原罪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科利尼科夫面对作为上帝思想的体现者索尼亚，揪心地说到： 我杀死不是那个老太婆，而是我自己。

这话也暗示了标题所指明的双重意义。有罪恶，就必有惩罚。在这个执着的徒那里，这种惩罚来自于对自身所为之恶的内心忏悔。为了新生，他甘愿服罪，去西伯利亚。同样，米嘉的新生的开始也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赎罪和新生的同义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里，苦难不仅仅对于自身罪恶的救赎，而且是使人灵魂净化的必要阶段。宗教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个体的疼痛与苦难的呼号，而是个体的疼痛与苦难的积极克服。

去“西伯利亚”，面对你的苦难！ 天国之门将在苦难里向你敞开！ 四 白夜里的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 孤独是所有思想者的精神通病。

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很能代表这种由于不被理解而内心郁闷的困苦：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泪下。

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彼得堡,这座凭借彼得大帝的强力意志建筑起来的城市里，在这里他饱受了孤独与寂寞。沿着涅夫斯基大街也好，进街心公园也好，在沿河大道上漫步成了他孤寂生活中唯一的象征性的社会活动，他结识了涅瓦河畔的每一幢住宅，只有这些住宅在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彼得堡的白夜漫长而又寒冷，一切都冻结在近极地那寒冷的气候里了。他的生活成了一潭死寂。 这段经历，以后成了他很有特色的一个中篇小说《白夜》的主要题材！

对《白夜》这个中篇，作者似乎是别有用心的，他在标题的下面加了“（伤感小说）——录自一个梦想者的回忆”的副标题，并且还把屠格涅夫的诗作《花》作了修改后加以引用： „„抑或它之创造成形， 是为了和你的心灵

作即使是片刻的亲近？„„

这个标题透露的信息是这篇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大重视的，而且看来对于这篇小说的写作也不是很慎重。大概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白夜》所讲述的那个凄美而又离奇的爱情故事是不值得一提的，甚至是一个很差劲很俗套的爱情谎言。但就是这种随意性，这篇小说里暴露了更多真实的属于作者自己东西。

首先是一个年轻的作者对于纯真爱情的渴望——这个结论通过小说的结局就可以得出。

这篇小说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章写描写了作者孤独的处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主人公的口说道：我是孤零零的，正在受到所有的人的抛弃，所有的人都在离开我。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发问：这所有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并没有结识过任何人。不过，话得说回来，我要、结识人干什么呢？不结识我也熟悉彼得堡呀。所以，一旦所有的彼得堡人收拾行装，突然乘车外出避暑，我就觉得所有的人要抛弃我了。

这篇小说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暗示着地下室人出现思想。

在这个幻想这第一天与娜斯晶卡约会的时谈出的一些看法很值得一提：

您听着，在这些角落里生活着一些奇怪的人——梦想者。梦想者（如果需要一个详尽的定义的话）不是人，而是某中中性的生物。他多半居住在某个人迹不到的角落里，就像在那里躲着，连白昼的光辉也不想看一眼。一旦钻进了自己的窝，他就像蜗牛一样，就跟自己的角落长成一体，或者极而言之，他在这方面很像那种有趣的动物，它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家，它的名字叫乌龟。

白夜里的幻想家已经具有了地下室人的气质。很可惜，他的这种思想由于苦役而被迫中断，等到他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些积蓄了十年的思想将要以巨大的能量喷发出来。前期的这些幻想家也将变成地下室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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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存的地洞（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 他人即地狱！ ——萨特

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流派，而只是一种思想的集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近代西方世界推崇。一个巨大的原因就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兴起后，存在主义哲学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尤其是《地下室手记》）里看到了这种生存于荒谬的困境中的人类原型。

《少年》主人公阿尔卡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地洞！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生存的困境主要还是来自于对于感性世界的认识，但是他已经通过小说的形式开始积极地思考起这种来自人与社会的生存困境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与他的西伯利亚苦役不无联系。监狱中的生存困境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极其相似。物质文明的进步给人类最大的冲击就是生存范围的无限扩大而哲学思考的形而上的神秘性日渐没落，科学的强势语言以其现实真理性了宗教信仰的不可知性。在《卡拉马左夫兄弟》里，一个神甫痛心疾首地说道：

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把《圣经》里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的残酷分析之后，以前的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一扫而光！

既然科学证明了上帝，那么上帝所规定的那些既定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伊万为什么要说：没有了上帝，人类就可以无所不可了！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是战战兢兢的。这个虔诚的徒没有勇气否定上帝不存在。而是处处为上帝的存在进行辩护。

存在主义的精彩思想不是表现在哲学领域，而是表现在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加缪，萨特，卡夫卡的小说都是在描述人类生存环境的荒谬与非正义性。这些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也曾初见端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主人躲进了地洞，选择的是逃避！但是地下室人躲在他阴暗的地洞里思考的那些关于生存的问题还是脱离不了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躲在上帝的背影里思考存在的荒谬性。他没有怀疑过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而是否定了没有上帝后的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存的地洞意识的否定和现代存在主义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在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了思想上的上帝，而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混乱和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否定一切既定价值，对一切价值的存在都不承认。具体地主要表现在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性上，因而萨特在他的剧本里通过一个人物的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一极端自我孤立的思想。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先驱，那是存在主义的一相情愿，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只是上帝的一个忠实的仆人。 他一生的努力不是否定人存在的荒谬与无意义，而是肯定人了必须生存在上帝理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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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实的人。

〓 网易文化自助餐 读书论坛 发布时间 2002/12/18 21:21:24 by 纳兰初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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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卡拉马佐夫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列夫·托尔斯泰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安娜·卡列宁娜》里，作为其思想代言人的列文对他的时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都翻了个个，一切都在重新安排。

要了解卡拉马左夫性格，就必须了解这种奇特性格形成的时代背景。一八六一年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之下不得不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主观目的是维护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但是这次以确立农奴的合法人身权利为基本纲领的改革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在的迅速发展，工业给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原有的贵族政治社会体系逐步瓦解，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上升，列夫·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掷地有声地说出这话足见其敏锐的洞察力。这样的时代背景起码也可以说明一点卡拉马左夫性格的形成的社会因素。

《卡拉马左夫兄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在这个落魄的贵族家庭中，四兄弟的父亲老卡拉马左夫在年轻的时代是一个下流无耻的食客，后来靠了骗取贵族小姐的陪嫁开始发迹。那个可怜的贵族小姐离开了这个无耻之徒之后，他又骗取了一个纯洁的孤女的爱情。而这一场爱情又是始乱终弃，第二个妻子最终也凄凉地死去。

长子米嘉是第一个妻子的儿子，二子伊万和三子阿辽沙都是第二个妻子的儿子，还有一个在小说里的身份并不是很清楚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老卡拉马左夫并不愿抚养这三个儿子，对他们的存在视若无睹。大儿子米嘉被他的母亲家族领走，二子和三子也是受人恩惠才受了教育。三个儿子在成年以前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亲。

小说是以米嘉为了和老卡拉马左夫争夺财产继承权回到了小城开始的，伊万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三子阿辽沙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在当地的修道院里做了著名的左西马长老的弟子。由于继承权和一个女人，米嘉和老卡拉马左夫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终于这种斗争变成了弑父的丑剧。而真正弑父的主谋是却二子伊万，他以其“没有上帝就无所不可”的思想怂恿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杀死了老卡拉马左夫。三子阿辽沙是一个仁善的徒，他听取左西马长老的劝告，回到世俗世界，想以的仁爱精神排除父子之间的争斗。

在卡拉马左夫兄弟与老子的争斗中蕴涵了一个关于全人类的寓言。米嘉代表感性的思维方式，伊万代表理性的探求，阿辽沙代表神性，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代表则代表阴暗的分离性，而这些人都是代表兽性而又淫乱的老卡拉马左夫的儿子。淫欲产生了所有的卡拉马左夫，而他的儿子又起来反对他，最后理性指使了分离性杀死了淫欲。这个寓言可以解读为人类为获得自身进步杀死了自身的淫欲，却又陷入迷惘，惟有走向神性才能拯救自我。

这个寓言的底蕴直接指向《旧约·创世纪》中的亚当与夏娃被撒旦化身的蛇引诱而吃了善恶树上的智慧果的故事。智慧象征的就是卡拉马左夫们（除了阿辽沙）的种种思想。人获得了智慧就远离了上帝，智慧成了万恶之源。人要重新回归神性，就必须放弃智慧。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以米嘉被误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伊万的精神失常而告终。

这个“偶合之家”的崩溃又是一个象征性的寓言，这个寓言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的出路问题的思考，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的出路只有依靠教的仁爱精神，而不是暴力的。这个命题在他的作品中是一贯性的，在《群魔》中，这个思想表达的更为清晰明白，而在《卡拉马左夫兄弟》中，作者又以寓言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整部作品，作者通过了卡拉马左夫之家的人格的兄弟与老子揭示了一种指向全人类的性格。卡拉马左夫性格是一个揉合体，是揉合了这个“偶合之家”中的四兄弟和他们的老子甚至别的一些人物的性格而成的。绝不仅仅就是老子的淫乱，米嘉的狂热，伊万的无限探求和阿辽沙的爱。就这部小说中的单个的人物来看，都没有力量可以证明一种全人类性格的存在，只有综合了整个卡拉马左夫家族的性格才是这种指向全人类的性格。 简而言之，卡拉马左夫性格就是人类天性中所具有的歇斯底里的狂热和对于真理，爱，理想的无限探求！

高尔基为了他的事业很惧怕这种性格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蔓延，他甚至认为卡拉马左夫性格只属于最丑恶的人类，但是事实上，卡拉马左夫性格是指向全人类的，这种性格的内涵就是整个人类。并不是依靠一次就可以把这种性格从人类的天性中根除的！

七 惊人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刻了。 ——莱辛

当拉斯利利尼科夫盗了一把斧子，去杀那个老太婆时，本来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被分解了：

“必须当机立断，一刹那也不能延误。他把斧子从怀里全部抽了出来，抡起两臂一挥，紧张得什么似的，几乎没费什么劲，几乎无意识地将斧背朝她的脑袋砸去。当时，他似乎没有力气。但是他的斧子刚一落下，他的力气就来了。”

到这儿，作者打住了，他把叙事点转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作者开始不紧不慢地描绘起太婆的头颅及装饰来了:

“老太婆的头上一向不包头巾。她那浅色的头发，略带斑白，稀稀落落，照例抹得油光锃亮，编成一根小辫， 在脑后，跟耗子尾巴似的，用一把断了的牛角梳拢着。”

——时间就这样停顿在了这个节骨眼上了!

就这一停顿，不寒而栗的等待延长了，“手起刀落，人头落地”的快感被杀人的恐怖所取代. 再接下去，是一个被分解地仔仔细细的杀人动作：

“因为她的个子小，所以斧子落下，恰好砸在她的天灵盖上。她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微弱，她蓦地身子倒下，像瘫了似地坐到地上，虽然她还来得及举起双手，护住了脑瓜。一只手里还攥着那件抵压品。这时，他又使出全身气力，用斧背猛击她的天灵盖，猛击两下。鲜血宛如从一只打翻

了的玻璃杯倒出来似的一涌而出，身体仰面倒下。” 这还不算，作者还要让读者欣赏一下死者的面貌：

“他后退一步，让她倒下来，接着又立刻弯下腰去看她的脸，她己经死了，两眼突出，仿佛要蹦出来一样，脑门和整个面部，由于抽搐，皱到了一块，口眼歪斜。”

到此,对于读者的恐吓才终于结束了。

再举一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例子，杀人者斯乜尔加科夫向伊万坦白了杀人事实，并取出赃物。

斯乜尔加科夫“从桌子下抽出左腿，把裤腿卷起来”，“不慌不忙地摘下吊袜带，一只手深深地伸进袜筒”“在袜筒里摸索，好像在竭力捞取什么，然后往外掏。”

一个无比简单的动作被作者用“慢镜头”的手法一一加以扩展，使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恐怖与诡异，不详气氛预示了斯乜尔加科夫的罪行。 伊万也随着他的动作作出一连串反应，伊万首先是“ 瞧着他，忽然，起了一阵阵伴随着痉挛的恐慌，身体剧烈震颤”.“’疯子„„’,他大喊一声，迅速从座位上跳起来朝后一晃，背部撞在墙上，就好像粘牢在那里，身体站得笔直-----” 艺术中的想象自由活动所给予的就是心灵的强烈震撼!

艺术，有时确实要吓唬一下读者。一潭死水似的文章让人没有激情，文章的波澜起伏才是读者趋之若鹜的法宝。

八 反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研究者金曾经深刻地指出了他的小说中思想的复调对话原则，“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保持各自的性，而作为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27），他发复调对话原则为我们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提供了许多方便，同时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方便就在于，我们可以从艺术形式上来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从而更进一步地走进这个充满荆棘与泥淖的圣殿，而同时，我们理解的却不在是艺术家本人，而仅仅是形式化了艺术，把作为哲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得一干二净，更进一部，我们忘记了这个复调世界的创立者本人——这又是一个必须避免的误区。当然，我们恰如其分地运用金的理论，将大有帮助我们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那些承载着让他们自己也喘不过气来的思想的人物。

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迷宫的钥匙就是他的“上帝”。他后期所有长篇小说之中，上帝这个话题一直像阴云般笼罩着天空。作家本人也确如他笔下那些为这个问题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物一样，在给„„，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塞尔博物馆看到了霍尔拜因的受难画，“画的是受过非人的刑罚，被从十字架上抬下来，肉体已开始腐烂。浮肿的脸上受过非人的刑法，样子十分可怕。这幅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压抑的感觉，他像被当胸打了一拳，震惊地在这幅画面前„„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依旧痴呆呆地站在那里，激动的脸上有一种恐怖的表情。”（参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2）

这幅画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许多否定上帝的人们的理由，梅思金公爵在这画下也产生了恐怖的感觉，罗戈任告诉公爵他很喜欢这画 “喜欢看这幅画！”公爵蓦地产生一个想法，他突然叫起来，“喜欢看这幅画！可是看了这幅画，有人会丧失信仰的！”（259） 伊波利特就这幅画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信仰的致命问题：

“那个人在自己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战胜自然法则，自然对他惟命是从，当他喊道：‘大利大古米’，——这闺女就起来了，‘拉撒路，出来’，——那个人就出来了，可是现在连他都战胜不了自然法则，我们又怎能克服这些法则呢？”（485）伊波利特的话在《群魔》中，基里洛夫又在一次地重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左西马长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圣者中最伟大的一位在死后很快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圣者的腐烂引起了人们对长老身份的怀疑。他的最著名的反对者——圣愚菲拉邦特神父认为这是因为左西马不信有魔鬼的原因，而今，上帝胜利了，打败了偏西的魔鬼。无论左西马长老的虔诚的保卫者们如何捍卫左西马的荣耀，可怜的羊群还是禁不住对圣者进行怀疑，连虔敬的阿辽沙也追问“天道何在？天命何在？为什么在‘最需要它的节骨眼上’隐而不见，仿佛天命本身甘愿服从又瞎又哑而又无情的自然法则？”。（411）

从语义学来将，“上帝死了”词这个本身是存在悖论的。假如上帝是超越的、致高上帝的存在，根本就不存在死亡的问题，假如上帝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死亡的问题。假如上帝也要服从可怕的自然法则，那么教的全部基石就要被这既聋又哑、冷酷无情的“不可劝说的墙”压成齑粉——而不是本身。就连最坚定的驳难者伊万也没有轻易地说出这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话是通过拉基津转述的——拉基津确实是个无耻之徒，正应了柏拉图的话“如果人可以无所不可的话，何不做个无耻小人？”。），伊万必定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伊万的话是对上帝的必须存在的肯定，只有他的存在才能维护整个世界的正义性，而不至于“一切都无所不可”。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意识到的，还是的伊波利特或者阿辽沙意识到的只能是说上帝隐而不见了，就此前提成立——隐没之下；或者这个前提还可以反过来说，我

们看不见已经隐没的，那么，我们作为他所创剩的子民何以面对这个失去了关怀了世界？这也就是看不见的人的问题。

九 斯塔夫罗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 斯塔夫罗金如果信神，他就不相信他信神；如果他不信神，他就不信他不信神。——基里洛夫

有个古老的传说，说的是一个叫别里托夫的勇士，单匹马地打败了所有的恶魔，当他成为没有对手的胜者后，他反倒无可奈何，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他站在旷野上高声呼喊，惟有这呼喊才能解脱他那种没有对手的孤寂所给他带来的无边痛苦。 人的意义存在于与自我，与社会的不断斗争之中，超脱了一切，战胜了一切，也就是失去了一切。 斯塔夫罗金则是一个反面的别里托夫。

他的母亲骄傲地称呼他是“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意谓优柔寡断之人），而彼得看到了他的巨大的利用价值——“因为有非凡的犯罪本能”，要他扮演斯坚卡·拉辛（十七世纪农民的领袖），而实质上是充当“伊凡王子”（历史上一个傀儡国王），而彼得的父亲，则把他比做“亨利亲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主角，意谓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之意）。而斯拉夫主义者沙托夫在困苦中等待了他两年，期望的就是斯塔夫罗金能举起“斯拉夫主义”这面大旗。这一切都是世人眼里的斯塔夫罗金，而真正的斯塔夫罗金在哪里呢？

《群魔》在斯塔夫罗金没有出场的时候，为作者代言的叙述者写了一点关于他的过去。他在莫斯科明目张胆地纵欲，决斗，放荡，娶了一个神智不清的跛脚女人做妻子，他公然挑战一切社会道德。他把自己放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在戏谑社会中，他找到了乐趣。回到外省后，他挑战社会正面道德的嗜好有增无减，竟然当众扯着一位可敬的绅士的鼻子走了两三步，只是因为那个绅士有一句口头禅：“不，先生，牵着我的鼻子走可不行！”那一刻，“他在那样做的瞬间几乎是若有所思，‘似乎神志不清’”。在这之后，他又咬了那位好心劝告他的的耳朵。所有的人都以为斯塔夫罗金疯了，只有狡猾的利普金看穿了一切，对斯塔夫罗金说：“（你是）一个极聪明，极有理性的人。”以前视斯塔夫罗金为神明的沙托夫严厉地质问斯塔夫罗金道：

“您知道吗，为什么您当初结了婚，可耻而下流地结了婚？就是因为这种行为的可耻和荒谬达到了天才的程度！啊，您不是在边上徘徊，而是勇敢地一头栽了进去。您结婚是由于渴求折磨，渴求良心的谴责，是由于精神上的淫欲。这是神经的病态的冲动„„向健全理性挑战是太有诱惑了！斯塔夫罗金和一个可怜，弱智，赤贫的跛女人！在您咬的耳朵时，您有性冲动吗？有吗？我的悠闲的小少爷？有吗？” 斯塔夫罗金面对这番斥责无言以对！这沉默就是认同吗？

斯塔夫罗金，像神一样凌驾于社会之上，他对一切世俗道德都不存在敬畏之心，他到处实验他的的力量，为的只是想完成阿波罗神谕使命——认识你自己。他一个人与整个社会为敌，向社会的健全理性挑战。终于，他以他无比的力量战胜了社会，现在他的敌人就只有他自己了。既然社会全部被消灭了，他惟有与自己战斗了，唯一要消灭的敌人只有自我了。斯塔夫罗金的潜意识里的本我野草般强力，让他的前意识望而却步，他在获得了胜利，却失去了自我，只有那个神一般虚幻的超我。

沙托夫不耻斯塔夫罗金的丑恶行径，他打了斯塔夫罗金一个耳光，斯塔夫罗金在这种时刻有权利选择决斗，选择反击，但是：

“他一言不发，看着沙托夫，脸色白的像纸。可是奇怪，他眼中的光芒好象在慢慢熄灭，过了十秒种，他的目光变得冷冷的，甚至是平静的，我相信这不是我的错觉。只是他脸色苍白。当然，我不了解此人的内心活动，我看到的是外表。我觉得，假若有人，比方说，抓起一根烧的通红的铁条，攥在手里，以此来检测自己的意志力，然后在十秒钟内竭力战胜那难以忍受的疼痛，并且终于战胜了它，那么我觉得，这个人所经受的一切与斯塔夫罗金在此刻这十秒种内的体验是相仿的。”（194）

这个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弟子显然不会让老师的错误再在他的身上发生。当好斗的奥涅金挑衅连斯基和他决斗以后，他开始后悔： “„„„叶夫盖尼既然 满心喜欢这个年轻人， 就不应该如此地好斗成性， 不该像个冒失的孩子一般，

应该做个磊落明智的大丈夫。”（《叶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 第十诗节 智量译）

而斯塔夫罗金的名言恰恰是“成为真正伟大的人物，就甚至不为健全理性所动”（252）。就连小丑大尉列别亚德金在斯塔夫罗金离开他四年之后，还把这话记在心上，颂扬斯塔夫罗金真正“看破了人生的大迷”（252）。斯塔夫罗金蔑视“健全理性”，一心要“成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所以他把公众“健全理性”烧地“通红的铁条紧紧地攥在手里”，克服他，不为他所动，他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物”。对于社会公众的道德的尊敬是愚夫的“健全理性”，斯塔夫罗金只尊敬自己的道德，斯塔夫罗金的道德！

他把“一根烧的通红的铁条”纂在手里，克服了那巨痛。从这个时刻开始，社会道德价值观被他彻底了，剩下的就只有斯塔夫罗金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了。作为个性与世界二者合一的斯塔夫罗金死了，他只留下了他的顽强而又冷漠的个人意志在这个世界上了。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战胜了

他的一切，包括他的骄傲，于是，把他与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消灭了。

加甘诺夫——那个被斯塔夫罗金扭了鼻子的的儿子向他发起决斗的挑战，斯塔夫罗金在决斗中心不在焉，根本不加瞄准，胡乱开了三就急匆匆走了。事后向基里洛夫道出了他的苦楚：

“我什么都不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不期望于别人的，却期望我能做到？为什么我要忍受别人之所不能忍，而且要承担别人承受不了的重负？”（275）

重负？！斯塔夫罗金的“重负”！这话似乎不可思议，战胜了一切的斯塔夫罗金还有“承受不了的重负”。一时间我们似乎有被这条“聪明绝顶的蛇”的又一次迷惑了。

在给达丽娅的信里，斯塔夫罗金写到：

“我曾尝试荒淫无度的生活，并耗尽了我的精力；但是我并不喜欢也不情愿过这种生活。”（4）

“您的哥哥（注：达丽娅的哥哥沙托夫是斯拉夫主义者。）对我说过谁失去与自己乡土的联系，谁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神，即失去自己所有的目标”。（4）

到此，这个难解的迷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斯塔夫罗金从反抗荒谬的“健全理性”走到了失去“自己的神”，虽然他一再宣称自己不会像基里洛夫那样去为了思想而自杀，但他 “失去了自己的乡土”，他作为一个超越者在超越一切之后，却要自己来承担一切重负，先祖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悲剧又一次发生，斯塔夫罗金想以自己的意志来担负人所不能重负，终于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目标”，他的荒谬的反抗也成了所有价值的丧失。 他把生命停留在生与死的夹缝里，于他，生与死都没有区别。斯塔夫罗金最终自杀了。作为肉体的他死去了，而作为精神的他将永存。他仿佛站在社会之外，以恶意的眼光时刻讪笑世人的蠢笨无知。

当形而上超越了生命的界限来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变的异常复杂与渺茫，这种思考直接将人带到了虚无的旷野。生命的本来意义仅仅在于存在，为什么要针对存在之上来思考这一问题？ 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作者小注1：斯塔夫罗金这个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原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时，一度曾和该小组中的贵族大富翁激进份子斯佩什涅夫过从甚密。斯佩什涅夫是早期著名的家，外貌漂亮、性格刚强、天资很高，他被女人们所崇拜。他自己领导了一个秘密小组，并设立了印刷厂，积极准备发动武装。

作者小注2：译林最新2002年版、臧仲伦译的《群魔》含《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弥补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巨大的遗憾，该章主要是讲述了斯塔夫罗金在吉洪面前的忏悔。斯塔夫罗金曾经在莫斯科奸污过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他从国外带回了2000份的自白，想告知以世人他的罪恶。吉洪指出，这仍是斯塔夫罗金的骄傲在作怪。维亚柴斯拉夫·伊万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做过考证，认为，斯塔夫罗金一名源自希腊文STAUROS，并由此表示斯塔夫罗金的“十字架”活动，综合新增加的一章看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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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基里洛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

 这又是《群魔》一个无以伦比的反对者，他并列于斯塔夫罗金而毫无愧色，并且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思想者中最伟大、最复杂的一位——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前身。

基里洛夫的来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小说的主人公一样，都没有清楚的说明，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工程师，和沙托夫一起在美国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岁月，并且和沙托夫一样，在生命的某个历程当中，斯塔夫罗金曾经扮演过他的上帝。在小说中，属于基里洛夫的篇幅也不多——他一直蜷缩在他的小屋里，所有的谈话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就是凭几次谈话，基里洛夫的形象已经无比深刻地化入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之中。或许，我使用“形象”一词是不正确的，基里洛夫在《群魔》中扮演的以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形象和行为来说明问题的人物，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思想者，他为思想而活，也为了思想而死。他所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必须担负起上帝死亡以后的世界的意义，因而他必须一意孤行地杀死自己，以自身地不幸为人类的幸福铺平道路。

斯塔夫罗金第一次重遇基里洛夫，询问基里洛夫的想法（指自杀）是否没有改变，基里洛夫做了肯定的回答。斯塔夫罗金转而问道： “那么您也爱生活？”

“是的，也爱生活，怎么？” “那您决定开自杀啊。”（225）

斯塔夫罗金陷于一个悖论之中，无法理解基里洛夫的思想。基里洛夫对此的回答是： “生命是存在的，而死亡是不存在的。” “您相信永恒的来世？”

“不，我不信仰永恒的来世，而是信仰永恒的此生。光阴荏苒，您到达这一定的时刻时间突然停止，随之而来的就是永恒。”（225）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哲学的泥淖，全是离奇、甚至是荒谬不可解的悖论，此世如何可能成为永恒呢？物质化的世界中难道存在永恒的不死？不妨让我们再沿着他们的对话继续追问下去。

“谁教导人们懂得人人都好，他就是缔造了和谐。？” “教导我们的人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了。” “他一定会来的，他的名字是人神。” “是神人吧？”

“人神，这是有区别的。”（227）

人神而不是神人，这是基里洛夫斩钉截铁的回答。神人是那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而人神呢？基里洛夫谈到了他们是有区别的，但是他没有对斯塔夫罗金明言这个区别在哪，我们的追问就无从下手。

基里洛夫只遵循自己的意志做事，他的灵魂是高尚的，他看不起彼得之流的人物，不愿意奉行他们的意志行事，但是他却遵守他的诺言，按照彼得的要求自杀了。一个只遵循自身意志的人却奉行他人的意志而自杀，这又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如何真正地揭开基里洛夫那笼罩在迷雾底下的思想呢？ 在他临死之前，他向彼得宣誓了一个伟大的思想：

“大地上有过这么一天，大地的竖立着三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上的人的信仰十分虔诚，对另一个人说道：‘今天你和我上天堂’。终于有一天，他俩都死了，他们去了，既没有找到天堂，也没有找到复活。预言没有实现，听着：这个人是整个大地上最崇高的人，是大地为之而存在的人。没有了这个人，整个星球及其全部负载只是一片荒谬。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他那样的人，从来没有，这简直是怪事。怪就怪在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人了。既然这样，既然自然规律对这个人也不珍视，连自己的奇迹也不知珍惜，而迫使他生于谎言，那么可见，整个星球就是谎言而且是立足于谎言和愚蠢的玩笑。因为星球的规律本身就是谎言和魔鬼的滑稽剧。为什么还要活着？”（588） 这一席宣告话上帝不存在，而人必须直面失去了价值所必须倚靠的“全能者

”的无意义的生命，并且将人没有最终价值关怀的人直接推到死亡面前，我们可以简约一下他的话：最终的和谐不存在，我们生活在荒谬之中，那么我们的意义除了死亡还有什么？基里洛夫象宗教大法官一样，在沙漠里啃食过树皮，忍受过无数的艰难以苦痛，最后他接受了魔鬼的诱惑。他整整为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年，痛苦于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人必须有信仰。这个痛苦的结论必须要他去直面死亡。 战胜上帝——战胜最后的天国，他就是人神！

显然，基里洛夫是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取消了上帝，然而他有陷进了一个矛盾的悖论，他感觉到了面对存在的深渊的恐惧，但他不愿意象约伯那样在哭喊着、承受着苦难来等待救主的降临——因为在他这个自身都不能战胜自然法则的上帝根本就是人的神话，他在人类的理性原则面前为力。而没有上帝或者他所许诺的那个天国不存在，这个苦难的世界由谁来背负，这个世界的意义又何在？他的回答是人神！肯定人，神话人，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从而以自身的力量来荷负这个世界。

基里洛夫是走地最远的人道主义者，他战战兢兢地从神权暴力之下走出来，迈着坚毅的步伐，彻底打破上帝的谎言，他唯一的对手和朋友就是斯塔夫罗金，他对斯塔夫罗金的痛苦无比清楚：斯塔夫罗金如果信神，他就不相信他信神；如果他不信神，他就不信他不信神。这也正是基里洛夫最后的洞见，他比斯塔夫罗金走得更远，斯塔夫罗金是因为这个悖论而痛苦致死，基里洛夫最终却不为这个悖论而痛苦，他敢于自杀！敢于成为人神，为所有人类的将来幸福充当第一块基石。

基里洛夫以死捍卫的是个性，而且是在没有上帝参与的前提下的个性。他却不明白，人的神化是通向火神系统和伟大的宗教裁判所，通往所有偶像狰狞的奴役之路。人性在脱离了上帝之后，则会堕落为非人性，堕入自身的崇拜、历史的崇拜、宗教的崇拜、伟人的崇拜„„潘多拉的盒子从此打开，一切魔鬼佯伥此世，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非人性即是人的“异化”、既是为客观物质世界所奴役，成为涅恰耶夫之流的暴虐之徒，成为《家手册》中的无个性的物质化的人。基里洛夫也不明白上帝就是上帝，他否定的那个上帝只是形而上的上帝，而不是我们在苦痛、绝望之中追寻的那个上帝，他渴望证明上帝不存在，而证明本身的逻辑性已经说明了他所追寻的上帝仅仅是可以证明或者不得证明的上帝。 面对二十世纪这个苦难的世纪，面对这个偶像四处招摇，自称上帝或被人封为上帝的“神人”和所谓“神人”的假神圣话语与行为所带来的屠戮、暴虐。基里洛夫的“人神”论我们应当更加正视，这是伟大的诗人在一百年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群魔乱舞的前夜给我们警告，而我们却从

来没有听懂过或者从来也不愿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