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_一个理论框架

金融研究

No14,2005GeneralNo1298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

一个理论框架3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本文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成败在于能否有效满足微观金融需求。与典型中国小农家族金融需求相适应的,只能是人情信贷、互助信用、民间信贷和国家农贷等传统金融安排。只有当公共保障机制取代家族保险功能,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现代商业性金融才可能引入广大农村。现阶段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制度。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的首要职责就是提高农民收入,培育现代金融需求。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需求;金融制度中图分类号:F83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5)04-00-10

一、引　　言

农村常住人口和农村国土面积占有绝对比重,这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准确描

述,也暗示了“三农”问题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制约。鉴于金融因素在经济结构变迁中既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陈雨露等,2004),所以农村金融研究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

从既有的讨论来看,主要涉及两类文献。一方面是中外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经典研究[如费孝通(1985,1986),黄宗智(1986,1992),Myers(1970)等],只是其中针对金融问题的论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现象或的专门讨论[如张军(1997),谢平(2001),温铁军(2001)等],为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最近的研究则是确立了历史演进视角,从总体上把握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张杰,2003a)。

收稿日期:2005-02-02

作者简介:王　芳(1974-),女,哈尔滨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3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5》的相关章节。论文的基本观点形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制度安排与取向”课题组,在提纲和初稿阶段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教授、中国财政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教授的具体指导,在此一并致谢。文中任何错误或不当之处应由作者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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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继承了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视角,并坚持在农村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金融问题,强调理想的金融制度必须满足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农村金融”界定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生的一切金融活动,从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农村地区特殊的金融运行规律。如此定义,首先是合乎常识;其次是保证了研究的完整性①;同时具有动态性特征,充分考虑了农村金融制度可能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演变。

二、小农家族制度的传统金融需求和信贷安排

一种金融制度是否适当,归根结底要以其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多样化的客观金融需求为评价标准。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农户。所以,中国农户的行为特征,及其所决定的

代表性金融需求构成本文的逻辑起点。

11中国农户的特殊性

考察中国农户行为时,经典理论———无论是符合农场经济、强调小农理性动机的“舒尔茨-波普金命题”,还是贴近小农经济实际、坚持小农生存逻辑的“道义经济”命题———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反而是费孝通、黄宗智等人对中国农户特殊性的分析更具启发意义。

漫长的农业生产传统赋予中国社会浓重的乡土本色,因为农业要依靠土地才有产出,所以依靠农业而谋生的人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受和理解:农业或者农业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更是尊严的依托(费孝通,1985)。这种文化传承,即使是远离乡村也不能否认②,更何况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广大农民。土地代代相传,于是祭祀祖先和延续后代的情感也积淀在土地之中。所以,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是无法割舍和替代的精神寄托。

中国农户的特殊还表现在小农家族制度的广泛存在。中国的“家庭”可以少到父母子三人,也可以有着几代同堂的复杂结构,即《乡土中国》所谓的“家族”。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

(见图1;费孝通,1985)。所以,中国农村的社会单元是本着自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

给自足原则、追求温饱无忧目标的小农家族,而不是个人,也不是贝克尔所界定的“家庭”(贝克尔,1998)。与圈层结构相对应的,是崇尚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这构成了考察中国小农家族经济行为和金融需求时不可忽视的制度条件③。

家族能够成为基本经济单位,当然也与人口增长压力下土地过度细分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表明出现了大量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但是由于对土地、对农业生产心存眷恋,他们宁可安于贫困甚至挣扎在生死线上(张杰,2003a),也不肯放弃土地成为“无产-雇佣”阶层。于是,为了解决“半无产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必须开辟非

①金融,既是由货币运动与信用活动实现同一过程而产生,又随其向投资、保险、信托、租赁等领域的覆盖而得

以发展。这些内容虽然已经列入教科书中,但却未能在大部分文献中得到反映。

②从古至今的诗词歌赋中总是少不了“故土难离”、“衣锦还乡”的情感,而为远行之人带一　家乡泥土更被视为华人社会的文化共识。

③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这一约束目前已经有所松动,但在长期视角下却仍然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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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来源。然而副业和农业外就业并未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环境,反而在很大程度

(黄宗智,1992)。时至今日,尽管在商品化上支持了它,这就是黄宗智著名的“拐杖逻辑”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尽管一些农户的非农收入已经大大

超过农业收入,但是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非农收入数量再多也只能是补充是“拐

①杖”,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的小农经济本质依旧。

图1　中国农村社会圈层结构示意21中国小农的传统金融需求概括起来,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无非这样几个层次:首先是对货币的需求,主要受收入水平影响。其次是对信用的需求,取决于经济个体当期可支配货币收入根据跨时预算约束(intertemporalbudgetconstraint)在当期消费和储蓄间分配的结果(若当期消费超过当期可支配收入,则存在借入需求)。此外是在以上两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比如选择组合金融资产,自由进出金融市场,或是享受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不可否认,收入水平对经济主体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以在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方面在于历史上的小农家族(包括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家庭),追求的不是产出最大化而是温饱无忧,是典型的生存与安全目标;另一方面则因为小农家族既是消费单位,也是产出单位。这至少可以说明:农户收入水平总体上不高,储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低,从而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都可能导致出现赤字。

受收入水平,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几乎难以进入农户传统金融需求的视野,甚至也影响到他们的货币需求。从目前我国居民手持现金的绝大部分在农村地区这一事实来看,虽然与现金管理制度和银行服务体系未能深入广大农村有关,但并不能排除农户的货币需求主要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判断。

农户的生产性支出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后者处于补充地位。而农业一直被视为弱质产业。比如,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对食品这种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是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农业生产对象不仅生产期受气候影响大,保存起来也比较困难,存在

①每逢长假前夕,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等地的邮政储蓄所外都会排起农民工的长队,准备汇款回乡———或许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拐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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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特定的生产周期和生物属性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于是,因生产性资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体现出季节性、长期性、风险性和零散小额等特点。即使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农业信贷所固有的风险高、收益低、成本高、资金周转慢这些属性,也注定了农村金融安排的特殊性。

就中国农户而言,非生产性信用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①。这其中除了一部分用于维系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过高的非生产性投资说明中国的农村经济至今仍处于幼稚阶段,而这种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中提出的金融需求也就难免具有幼稚和不成熟的性质。

31传统金融需求下的中国农村信贷安排

在讨论中国小农传统金融需求及其信贷安排的过程中,似乎也为“轻不言债”这一传统观念找到了制度基础。由于存在土地过度细分的问题,小农家族担负起了组织生产、维持生计的重任。对于个人及其各自小家庭来说,家族制度有利于保护他们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制。个人的暂时的资金短缺,自然首先在家族内部调剂解决。这也是家族成员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共荣共辱的具体表现。从而,任何以家族名义发生的赤字,都必然是以家族自身积累已经无力承担的支出。由于是关系到家族存亡的大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金融需求几乎全部是硬性的,没有退路可言。

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结构中,家族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随着圈子的扩大而过渡到向熟人社会寻求帮助。在这个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中,四处弥漫着信任的气息,自然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建立,而且“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

(费孝通,1985)。既然是以感情来维系的信用关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系,不妨就称之为人情信贷。显然,外来客在融入这个血缘社会之前是绝难得到无息的人情信贷的。要注意的是,亲密的血缘社会无法孕育纯粹的商业活动,因为一切交易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馈赠性质,人情信贷也是如此。

当然,在农村社会相对缓慢的演进中,人情信贷也有了发展。社会生活越发达,人际交往越复杂,单靠人情来维系彼此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明显地力不从心。于是内生地出现了信用互助组织,并普遍地遵守“避免同族亲属,侧重无亲属关系的朋友”之原则,以此缓解过度重叠的人情造成的社会关系负担②。与亲朋好友难以启齿的讨价还价,在外来者面前就变得理所应当。正如寄籍于血缘社会边缘上的外乡人多半成为商业活动的媒介,推动了街集贸易向店面贸易的发展,农贩、大土地所有者以及职业货币借贷者也逐渐拓宽了人情信贷的基础。他们的行为以逐利为目的,这与信用互助组织有明显区别。在形式上,有些以赊销赊购为特点,类似商业信用形式;有些既能借入也能借出,还会要求抵押品,实质上从事了非正式的储蓄信贷活动。如果把信用互助组织看作是合作金融的早期形态,后面提到的这些信用活动不妨统统概括为民间金融或者民间信贷。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收入水平偏低,农村居民的积累能力普遍有限,这就从总量上约

①曹力群的个案研究表明,直到90年代末,中国农户的生产性贷款与非生产性贷款仍然保持着44:56的比例。

见“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研究”,载《金融论坛》2001(5)。

②“钱上往来最好不要牵涉亲戚”,其实是人们在信用互助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朴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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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农村地区信贷资源的供应。当有限的信贷资源面对小农家族旺盛(特别是在天灾人

祸威胁到生死存亡的情况下)且硬性的信贷需求时,新的问题就随之产生。向血缘亲戚借贷,或是朋友间信用互助,虽然在人情的庇佑下继续保持无息或是低息,但也只有极少数借款者才能享受这种好处。于是,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从古至今的民间借贷一直都存在利率高企的现象了。

但是高利贷对生产的破坏作用是明显的,也容易激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虽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未见得支持小农家族扩大生产、走向富裕,但是也不能无视自然灾害、高利贷剥夺了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致使底层民众为活命而揭竿造反。历史经验表明,让小农保持不贫不富的状态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张杰,2003a)。为此,除了高利贷行为外,国家欣然地步入了农村信贷安排中。常见的国家农贷制度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前向农民借贷生产资料,鼓励农田水利建设;二是在灾荒歉收之年,实施减免债务并发放赈济的事后。时至今日,国家农贷制度仍在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则主要是出于增加农村生产性投资、支持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希望以此促进农民致富和农业产业现代化。而这些恰恰是农村人情借贷、互助借贷或民间借贷所欠缺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小农普遍保持着温饱无忧的生存目标,当农业收入不足时,首先想到的是赚取非农收入(寻找拐杖);如果家族自身无力解决而发生赤字时,就要在亲朋好友间寻找无息或者低息的人情信贷、互助信贷,或是申请国家的官方低息信贷支持;以上均不可得时,就只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勉强接受民间的高息借贷(见图2)。要么是无息或近似无息的借贷,要么是高息借贷,形成了中国农村信贷安排所特有的“金融

①

角点解”。

图2　中国小农传统信贷安排示意

三、经济发展引致现代金融制度

虽然相对缓慢,但农村社会同样处于变化之中,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必须遵循演进逻辑,探讨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传统的农村金融需求基本不考虑正式的金融机构或是发达的金融市场,主要原因在于收入水平低下。那么,在农户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条件下,农村金融需求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安排又会发生怎样

①这与成熟农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信贷利息的切点解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是农户与借贷者之间达成的一种

妥协,而达成妥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超越小农家族的生存性经营,从根本上改变其对金融的需求(张杰,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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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呢?

11收入水平提高与商业性信贷安排的出现

商业性金融业务能否进入普通农户的信贷安排视野?首先要考虑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否有正当理由;其次要回答农民为什么会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来弥补资金缺口。显然后面的问题又要一分为二:是否有能力获得贷款?是否有意愿申请贷款?

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新观点,金融中介不会因为市场上有大量潜在的借方和贷方就自动出现,而是必须先行支付固定成本,并且在建立信誉之后,才能够为借贷双方所选择(Santomero,1984)。于是,金融中介的进入选择就由市场门槛与人均收入曲线的交叉点拓展成由超前区间和滞后区间构成的值域(见图3)。先行支付的行为决定了金融中介进入市场的目的在于追求回报,而能够做出这个决策说明它对于市场前景有着稳定的良好预期。

图3　金融中介的市场进入决策

显然,传统中国小农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一方面农业贷款的天然属性足以令所有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却步,另一方面非生产性贷款既缺乏未来收

入作为偿还保障,也难以提供合格的抵押品。但是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大批非农业生产性项目有着稳定的收益保证,而且乡镇企业的兴起也比较好地解决了贷款规模小、缺乏抵押品等问题。这表明商业性金融业务是否在农村地区开展,关键在于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有没有实现的基础。

但是商业性贷款最终能否发放出去,还要取决于农户是否选择这种新的信贷安排。由于存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原因,使用金融中介并不是免费的。一方面,商业性贷款利率界于传统农村信贷安排的无息与高息之间;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势必对贷款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收入能力、信用记录等进行全面考察,总之,能够跨进商业性信贷门槛、享受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的人,绝不会是那些刚刚摆脱贫困、仍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大多数普通农户。典型的商业性金融从来都只能是“锦上添花”,而不会主动地访贫问苦,救急救难。所以,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农户们是不是用得起商业性金融;值得注意的是“,用得起”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商业性贷款利率的承受能力,而应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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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与收入水平提高相伴随的农户贷款资质的上升,特别是要实现从生存性农户向经营

性农户的转变。

至于为什么农户会有可能愿意放弃利息更低(无息或低息)的人情信贷而选择商业性信贷,或许需要再次探讨熟人社会中的处世逻辑。由于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是多方面和长期的,授受之间实在无法一笔一笔地算清楚,结果,社会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人人都希望要对方欠自己一个人情,当作是感情投资,因对方的谢意而体会到自己效用的提高;一旦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像是负债一样会产生精神负担,总要寻找机会加倍偿还。所谓人情往来,直到今天仍是中国人非常讲究的事情。

图4　收入水平、人情成本与银行贷款选择

人情信贷只能发生在关系亲密的人们之间,是因为馈赠意味远比借贷本身更加突

出,在借入方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人情债。所以,尽管人情信贷是无息或低息的,但借

①

入方发生“人情成本”却是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对应地,借出方虽然不收或少收利息,却也可以享受“人情收益”。至于商业性信贷,是由陌生主体提供的,虽然利息支出稍高,但却避免欠下人情。不难推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情成本造成的借入方边际效用损失在升高,而一定金额的利息支出造成的边际效用损失却是递减的。因此,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大多数当事人都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而且,收入水平越高,越是偏好于匿名的金融交易(见图4)。在与金融机构发生真正意义的交易活动中,借入方支付的利息可以视为赎回人情的成本,所以当获得人情信贷实际发生的人情成本超过赎回成本时,即使仍然受到圈层结构影响的普通农户,也会愿意选择商业银行贷款。

21家族保险功能消退与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制度的发展

在现代金融制度的几大基本功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或许应是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②提供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的有效工具。原因是这两个方面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最紧密,也是金融被视作现代经济核心的主要依据。

(张杰,2003b)。①从意思表示上看,基本类似于所谓的“面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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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是,上述功能可否充分实现,其实并不在于现行金融制度够不够先进,而主要取决于金融上层结构对特定的经济基础结构的适应程度如何。也就是说,抛开农村实体经济基础的改造,一味地追求好的(但却不切实际的)金融制度,不仅无补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会人为破坏农村金融秩序,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而且,金融绝对不是万能的,这在农村相关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扶贫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从来不是金融运行的目标,也不应当成为金融关注的对象。

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不能脱离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什么样的金融需求,就有什么样的金融安排与之相适应。小农经济的本质不变,农户的金融需求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观;家族制度和圈层结构的社会基础不变,农户硬赤字及其融资次序也不会发生大的调整。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商业银行可以进入特定的农村市场,试图在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支持农户生产性、经营性资金投入之间建立通道,事实证明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前的英国“无产,-雇佣”阶层的出现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以生产性投资为主的乡村借贷成为农村借贷安排的主体,从而推动了英国乡村社会经济的转型。但是中国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虽然城市化进程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圈层结构,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表现出了工业化趋势,但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无法有效地转移出去;这其实与小农家族制度的长期存在有很大关系。

家族制度有着较强的内在保障功能。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农户金融需求的特殊性,也加大了农民个人或小家庭离开乡土社会的难度。因为离开家族将意味着一无所有,而土地、房屋等财产都无法随身携带,放弃现有的生活、熟悉的环境和亲切的人群,决定只身闯荡陌生的城市和冷漠的环境实在很不容易。更为严重的是“离家出走”,就必须独自面对各种问题:疾病风险、养老风险、教育风险、意外事故……没有了家族内部的资金调剂,又缺少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相互支持,生存成本极大提高,以此换取的经济行为能力和自由选择机会,似乎并不那么划算。

由此可见,要让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后顾之忧地转移出去,就要为传统的家族功能准备替代机制。显然,惟一可能使广大农民走出家族庇护的,就是通过有效的公共保障机制来取代家族保险。一方面以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生存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是选择适当的商业保险作为补充,或是通过在资金有困难时考虑资本市场融资、在经济宽裕时到银行储蓄的方法进行自我保险(贝克尔,1998)。只有当传统家族功能可以为现代社会中更有效率的市场和中介组织所取代时,以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才有了现实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匿名的市场组织无法完全取代家族,也不啻为一种很好的补充手段。而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多次提到了,想要农户提出进入保险市场的要求,就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和财富积累,使他们有信心告别小农家族,也有能力购买和使用自己所需要的金融工具。

当然,农民素质问题也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缺少自我保护所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城市生活常识……难免造成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合适工作、用工单位招不到合格劳动力的不利局面。据统计,2002年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385万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215%;而根据国家城镇化发展目标,每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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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农村人口在1000万以上①。提高农民素质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要依赖

加大教育投资,改善农民受教育环境,也可以考虑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其自我培训能力,从而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趋势。

农民收入增加,可以带动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再加上剩余劳动力的转出,或许有利于农户生存目标和拐杖逻辑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有助于改变农户硬赤字的局面;商业性金融的逐步开展,可能影响到农户的融资次序选择……总体而言,受益于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发展,应农村金融需求而出现的农村金融制度,才有了积极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可能,以及为三农发展创造有利金融环境的本领。

四、结论和建议

11构建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制度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之而决定的农户行为特征和具体金融需求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不同金融安排之间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但相互间不具备完全替代性。比如,国家农贷制度对于高利贷有一定制约,但若要将民间高息借贷全部挤出则是不可能的。同理,在中国农户没有成为经典理论中的“理性小农”之前,以商业性金融取代国家农贷或性金融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农村金融安排,应当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最大特点。这就意味着从全国来看,需要一个多层次金融安排并存的农村金融制度。其中,既有直接金融也有间接金融;既有正式金融安排也有非正式金融安排;既会有传统金融安排也会有现代金融安排;既要有更适合落后地区的性金融和互助性金融,也要有更适合发达地区的商业性金融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通道,还要有各类地区都可能需要的人情信贷和民间金融。

21提高农民收入,培育农村金融需求在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合理定位。其职责不是通过深度介入金融活动,一厢情愿地向农村提供更多更先进的金融资源供给;也不是一味地加大财政或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试图以财政资源主导农村金融安排;而是应当耐心地从实体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结构的发展着手,培育农村地区有效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为先进的金融安排进入农村市场创造制度条件。

概括起来,要培育金融需求,当然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第一要义。而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又以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农村公共保障机制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为重要。另一方面,在培育金融需求的同时,特别是地方要致力于营造有利的农村金融制度环境,从而达到吸引商业性金融或规范发展本地区民间金融的效果。

①祁之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及解决对策》:,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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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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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杰主编《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a。〔10〕　张杰《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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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0。〔13〕　Santomero,A1M1ModelingtheBankingFirm:ASurvey,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6,1984。

Abstract:Thekeytothefinancialsystemiswhetheritcaneffectivelymeetthemicro-financialdemandsornot.Ac2cordingtothetypicalfinancialdemandsofChinesesmall-farmerclan,traditionalfinancialarrangements,suchasacquaintancecredits,mutualaidcredits,andnon-governmentalcreditsplayanimportantroleinruralareas.Onlywhenthepublicmechanismsmaytaketheplaceoftheinsurancefunctionofclans,andthenincomereachesacertainlevel,canweintroducemoderncommercialfinancingtotheareas.Therefore,currentlytheappropriateruralfinancialsystemshouldbecharacterizedasmulti-financialarrangementscoexistingandechelonevolution.Forthisend,thechiefresponsibilityofgovernmentistoincreasefarmers’income,andthentodevelopmodernfinancialdemands.Keywords:ruralfinance,financialdemands,financialsystem

(特约编辑:彭江波)　(校对: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