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事件的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文化思考

第３５卷第４期　２００８年７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０】．３５．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０８　作为当代事件的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的文化思考　欧震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８）　摘要：二次大战后的６０年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范式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框架正是建立在二　战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看，二次世界大战具有浓厚的当代性。　关键词：二次世界大战；当代事件；文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Ｇ０５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６０－０６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全球各　许多紧迫的问题只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造就的深层　次的文化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可能的解　地都相继进行了规模盛大、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围　绕相关主题的会议、书籍、影视作品等等更是数不胜　数。对那场离开我们已经６０年的战争，世界各地的　人们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其间也引发了对这场　历史事件的种种争议和几场仍未消退的风波和震　荡。虽然，对过去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性纪念，很大　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人类对过往经验的一种无尽乡愁　决。这要求我们把战后６０年的世界历史视作一个　深受二战制约的的文化范式，去寻找解决现实　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和综合性措施。下面我试图从三　个方面去分析将战后６０年世界历史纳入的文　化范式加以考虑的原因。　和追思仪式，我们会不断发掘出有意味的日子，来表　现我们同历史的关联，以确定人类自身在漫长的发　展进程中的位置。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根本上影响了战后６Ｏ年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战后６Ｏ年以　６Ｏ周年这一活动的规模、形式及其激起的文化波　澜，都远远胜于其他类似的周年纪念活动。我们更　多地感受到，对那场殃及全球的战争的回顾和反思，　不仅仅是对已经盖棺定论的过去历史的记忆，同时　来的国际政治、文化格局是建立在对二战历史及其　历史评价的基础上的。在２０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　欧巨变后，许多学者就匆忙预言，历史在这个时刻质　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已超越了战后历史，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纪元。美国学者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也牵涉到当代人类命运和世界格局等等紧迫的现实　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借对二战历史的纪念表达对　人类未来的设计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二次世界　更是大胆预言：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标志着历史　在此刻业已终结。历史终极论的判断很明显是建立　在把战后历史主要视作以苏联为核心社会主义阵营　大战，不仅仅是一次已经中止的历史事件，而是一场　正在发生的当下事件。它根本地影响了战后６０年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当代人类面临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２０　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的　作者简介：欧震（１９６７一），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Ｉ￣ｔ）ｌ』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６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欧震作为当代事件的二次世界大战　基础上。虽然，从表面来看，苏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　的对立确实主导了战后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也决　是战后历史的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仍然是建立在　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算和价值定位上。也就是　说，６０年前的那次历史事件，将不同国家根据战胜　国和战败国的关系进行区分，并最终决定它们以后　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发言权。如果说，这种　定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方向，但　只要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意识形态　对立的国际格局的形成恰恰是二战历史的独特产　物。在战前，虽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　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但很难说苏联　国际关系的模式，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　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关系还基本匹配，还　具有影响和决定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力量，制约当　时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因素还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　德国、Ｅｔ本等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美国　对国际关系格局发言权和支配权的争斗，二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的深刻原因也在于此。作为一次世界大　战的获胜国，英、法、美等国通过战胜国身份将德、Ｅｔ　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德、Ｅｔ等国　的国际空间和拓展机会。随着一次世界大战后，德　国和Ｅｔ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再加上２０年代末　３０年代初英、美等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力量出　现此消彼涨，要求调整改变国际秩序的呼声渐高。　其中，一个主导的因素便是德、Ｅｔ等一战战败国希望　重新分配国际权力、重获正常国家身份，这必然同当　时主导世界秩序的英、法、美等国形成尖锐的利益冲　突。英、法、美试图通过拖延问题的解决来延续自己　对国际秩序的支配作用，德国和Ｅｔ本等国则要求快　速重组国际关系。法西斯德国和Ｅｔ本所采用的武力　改变世界格局的手段折射了它们希图在短时间内改　变国际秩序的急迫心情和强烈欲望，英、法、美的绥　靖策略则反映了他们维系传统利益格局的动机。而　苏联在这个国际格局中很难获得发言权。二战的爆　发是这种新的国际力量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必然结　果。二战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国际关系　结构，随着苏联在欧洲的胜利和美国从战争中获得　最大利益，造就了战后苏美两大阵营对峙并存的国　际关系结构。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背后实质　上是两大利益集团对国际秩序的支配权的争夺，意　识形态的争论是他们寻求自身对国际秩序支配权的　合法性论证。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本质上并非资　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而是由于苏美两大阵营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力量的对比出现逆转。　那么是不是苏美两大阵营对峙结构的消失也就　意味着二战因素对战后历史的主导作用的消失呢？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苏美两大阵营对峙仅仅　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接受，维护其权威和　效率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根据过去历　史和意识形态来建构国际关系的模式，已经明显地　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其自身忽视了现实历史发展中　不同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将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的缺陷　也暴露无疑。因为，即使我们总体上认可建构这一　国际秩序的历史结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无法回　避事实上的将不同国家等级化的思维模式的不合理　性。因为这种预定某些国家罪恶本质的做法，不仅　仅在理论上是粗暴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无法寻找国　家间关系的平衡点。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　关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体　趋势是美国势力的极度膨胀，苏联阵营实力的减弱，　德Ｅｔ两国的重新强盛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　个趋势已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力量对比，现存　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效率性已严重削弱，重新分配　国际秩序的呼声Ｅｔ益高涨。国际关系的这种演变和　矛盾在今天联合国改革中更是表露无遗。　今天联合国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是安理会改革问　题，安理会改革的实质就是国际秩序的支配权和发　言权的重新分配问题。今天Ｅｔ本和德国国内出现的　重新定位其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述求，有其正当　性和合理性。它们都是要求在现实的实力结构中重　组国际关系，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建构的必要前提，　就是要抛弃战后以来６０年以二战结果为基础的权　力分配机制，在真正平等的前提下，确定各个国家在　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位置，这势必对现存的国际秩序　及其合法性进行追问和探讨。其中一个敏感的问题　便是二战战败国如何面对战争历史和战争责任问　题。很明显，面对这个敏感问题，德国和Ｅｔ本两国选　择了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突破那段历史对其寻求崭　新国家身份和更高国际地位的。德国主要采用　了自我忏悔和明确历史责任的方式，来寻求国际大　家庭的理解和接纳。而在Ｅｔ本国内，则出现了妄图　通过重写历史、当今世界对二战历史主流评价　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方式，来寻求自身更大国际空间的潮流。日本选　择的方式必然与国际关系的现存结构产生强烈的冲　突，也遭到了二战受害国人民的强烈反弹。今年在　中国、韩国、朝鲜等国际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反日入　次现实地交付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有学者把战后６Ｏ年的历史界定为“核威胁”下　的历史，将战后文学写作称为“核阴影下的文学”，　这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战　后苏美争霸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正　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率先开发出了核子武器并发展出　常”的民间活动，就是一个生动例子。但如果忽视　了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深刻背景，而简单地把日本　国内的变化看成传统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因此情　庞大的核武器系统。战后国际关系的平衡，便是建　立在苏美双方核力量的相互制衡基础之上的。但这　绪化地打压日本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和寻求平等国家身份的合理要求，可能对我们应对　未来中日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大调整都是极为　不利的。　日本等国希望绕开历史在现实的国家实力的基　础上重组国际关系，而中韩等国则认为历史事实是　不能绕开的，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必须首　先是对自身的历史负责任的国家。二者之间争论表　面上看是对二战历史责任的态度问题，而实质上却　是以实力还是以正义为基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问　题。他们的争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判断，就是现存　的以二战历史结论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须变化和改　造，以适应人类文明发展和国家关系调整的现实状　况。当然，联合国改革问题只是当代国际秩序大调　整的一个显性的舞台，还有许多热点国际问题如巴　勒斯坦问题、欧洲东扩问题、非洲发展问题等等，都　牵涉到对二战历史的回顾和对其文化影响的反思。　从这个意义上，６Ｏ年前的二次世界大战深深地卷入　人类的当代事务，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对未来　出路的探讨纠缠在一起ｒ，成为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和　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　把战后历史视作一个的文化系统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的一　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人类真正　自主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刨造力不但给我们带来了　无与伦比的物质丰富和社会繁荣，也使我们陷入了　个致命的尴尬：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足以毁灭自身　的巨大力量，而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正是人的无　穷创造力释放出来的。这种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物　质象征便是原子弹。因此，１９４５年在广岛、长崎爆　炸的两颗原子弹，把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权，第　６２　种结构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因为这种脆弱的平衡　依赖的是对人类命运的讹诈，整个人类集体成了大　国霸权政治的人质。和平问题之所以成为战后国际　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来源于这种人们对国际战　略安全的危机意识和严重焦虑。上个世纪的最后十　年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故似乎打破了这种核威慑下　的脆弱的平衡，但我们发现，国际范围对安全问题的　担忧并没有根本的消除。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　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构成了对当代世　界和平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严重威胁。美国政治学家　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把人类未来的战争、　冲突定义为“文化冲突”，但我们发现，“文化冲突”　转化为现实冲突必然依赖于前述的种种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从上世纪９Ｏ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热点　争端中，我们可以听到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密集的言说，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危机、朝　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矛盾，无不　游荡着这些人类创造的致命武器的幽灵。今年诺贝　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它的总干事巴拉　迪，就反映了当代世界对核武器威胁的深刻忧虑。　而且我们可以预言，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的新型的武器必将诞生，而且　这些武器更有可能在常规条件下被生产、复制、传输　和使用，人类未来面临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复杂。　虽然苏美两强对峙格局下的全球战争出现的概率已　经随着两强争霸格局的消除大大降低，但局部战争　及战术性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却　很难避免。　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失控从而给国际安　全造成威胁的危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关　系的现状，并改变着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上世纪　９Ｏ年代后西方世界出现的“高于主权”的新型　国际关系理论和布什时代的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美国加强其对国际秩序主导地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欧震作为当代事件的二次世界大战　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这些政治理论和战略思维的　变化，也折射了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控和滥用的　担忧。按照他们的思路，像伊拉克、朝鲜等所谓的　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也是核危机时代人类文化的　个显著特征。　挣扎在繁荣和毁灭的边缘，在１９４５年广岛、长　“轴心”国家，由于的原因，其安全具　有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有可能出现极端的国家行　崎原子弹爆炸之前，可能还是人们对人类命运的一　个象征性表述，但从那以后却演变成了一种越来越　现实的潜在的可能。战后的大量文艺作品和理论反　思都围绕这种人类自我发展的悖论展开：伯格曼　为，因而其拥有核能力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是危险的、不能容忍的，会给国际安全局势造成　潜在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唯一的现实途径　（Ｉｎｇｍａｒ　Ｂｅｒｇｍａｎ）的《第七封印》，塔尔科夫斯基　便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摧毁这些国家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然，传统国　际关系中“主权优先”的原则，就必须被“优先”　的原则所取代。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这种政治　理论和战略思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虽然，美　国的伊拉克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西方世界也遭　到严厉的批评，但仔细分析，除了绝对意义上的和平　主义反战批评外，意见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应该遵　循“优先”原则和“先发制人”战略，而在于是以　美国为主导单边干预还是以联合国为主导多边干　预。这种状况反映的是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出现，对国际关系和人类文化的深刻影　响。这种影响波及到思想领域，则表现为技术乐观　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共生对峙的局面。一方面，体　现为现代科技的人类创造力正在不断提升人们　的生活质量，消除人类前进的障碍，深刻地改变着人　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技　术、新发明又不断衍生着新的问题，潜伏着新的危害　人类的负面影响。因此，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表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态度。技术乐观主义相　信，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旧矛盾可以在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中得以解决，科学技术已经一劳永逸地消除　了人类进步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确实已　经终结，因为，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变化。而技　术悲观主义则更多看到科技片面发展和技术理性支　配人类文化的负面后果，他们把当代世界的一些主　要问题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资源短缺问题归　咎于人类的过度活动和技术的无限膨胀。生态主　义、绿色和平主义运动、反全球化运动，都不同程度　体现了这种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有趣的是，技术　乐观主义一般盛行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技术悲观主　义则更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也造成了当　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分歧加大的趋　势，削弱了人类在思想价值上的共识和统一。这种　（Ａｎｄｒｅｉ　Ｔａｒｋｏｖｓｋｙ）的《潜行者》和《牺牲》，雷乃　（Ａｌａｉｎ　Ｒｅｓｎａｉｓ）的《广岛之恋》，以及好莱坞电影大　量关于人类文明的末世景象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电　影艺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过度膨胀的担忧；存在主　义文学，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新型科幻小说，　也从文学角度呼应了这个问题。思想领域的生态主　义、批判理论、形形色色的“后”主义则从哲学意义　上挑明了这一问题：在人类真正意义上可以自行决　定自身命运的时刻，生存还是毁灭，考量着人类的智　慧。　二次大战成为当代事件的更深刻的原因还来自　二战历史的另一个痛苦的遗产：大。阿多诺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ｄｏｒｎｏ）在１９５１年提出的关于“奥斯威辛　之后，是否还能写诗”的问题，鲜明地勾画出二次世　界大战作为历史分水岭的意义。其实，奥斯威辛仅　仅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大规模的、制度化的种　族大的一个象征，奥斯威辛式的大名单还　可以不断地增加和延长，达豪、布痕瓦尔德、华沙、南　京、沈阳……制度化的大的普遍化，成为今天人　类精神仍然无法真正消化的顽疾。某种程度上，战　后人类的文学、电影、哲学等等文化活动都是在反思　大的原因和影响。《安妮·弗兰克的Ｅｔ记》、　《索菲的选择》、《辛德勒名单》、《夜》、《南京大屠　杀》、《极权主义的起源》……关于大的表现和　反思的著作的名单本身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籍。　在这些关于大的表现和思考中，人们大都把大　视作非理性的、野蛮的、反人性的行为，把这段　历史视作人类历史的扭曲和意外。纳博科夫（Ｖｌａｄ．　ｉｍｉｒ　Ｎａｂｏｋｏｖ）的小说《普宁》（Ｐｕｎｉｎ）的主人　公——那位在美国流放、被乡愁折磨的疯癫癫的俄　６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罗斯文学老教授，就为布痕瓦尔德同魏玛距离不过　鲍曼提醒我们思考大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由　于缺乏对大的真正理解和准确切入仍然在我们　百公里困惑、痛苦不已，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产生了　歌德、席勒、贝多芬的伟大民族却同时可以创造出集　中营和毒气室。乔治·斯坦纳（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认　为：“奥斯威辛的世界，居于理性之外，也是在语言　之外。”【ｌ】’　伊利·威泽尔（Ｅｌｉｅ　Ｗｉｅｓｅ１）也说：“（大　的当代文化中延续。君特·格拉斯（Ｇｕ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　在１９９０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所作的诗学演讲中，就以　德国作家这个特殊身份表达了大的这种历史影　响，他说道：“奥斯威辛属于我们，在我们历史上留　下永远的烙印。”　我想，格拉斯把奥斯威辛纳入　现代德国人的内在经验，纳入德国当代史当中，指明　）否定所有的制度，破坏所有的原则。”［１］３　２９人　们通过把大置于理解之外来消解大带来的　困惑。这种状况反映了人类还没有完全消化大　的后果，因为大是人类历史的有机的一部分。　无论大多么超过我们正常的人性和理智，它都　是内在于我们的经验并决定了人类的本质。离开了　这个基本的判断，我们就是在回避大，否定大屠　杀。　其实，大并不是２０世纪的独特现象，它陪　伴着人类历史从开端到今天的整个的过程，正如希　尼引用塔西佗之语所说：和平不过是残忍力量决定　性的运行之后残留下来的废墟　。但以奥斯威辛　为代表的２０世纪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人类　文明和理性高度成熟的时期出现的，它主要是在那　些被认为代表和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最先进成果的　国家发生的，它是以一种国家的自觉意志和系统安　排形式进行实施的，它总体上得到了这些国家大多　数民众的默认和支持……也就是说，２０世纪的大屠　杀体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性特点：最野蛮的大　与最理性的制度达成了深刻的共谋。英国学者　齐格蒙德·鲍曼（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ｎ）在《现代性与　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一书中，深　刻地揭示了现代大的悖论性质，指出大与　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在鲍曼　看来，大的理论合法性的建立，大所依赖的　化建构，大操作和道德反应的，都出自　于ｌ８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出自于将人类本身　视作可以被操作和规划的对象的现代性逻辑。在　《现代性与大》的前言中鲍曼说道：　大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　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　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　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　要求各种条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　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　常”。［３】ｌ。　了一种理解大意义的正确方式。因为，引发奥　斯威辛及类似大的文化逻辑在我们当代世界中　仍然具有相当的市场。只要这种文化逻辑没有根本　上被抛弃，那么奥斯威辛的历史就仍未结束，支配大　的那种文化逻辑就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卷土重　来。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从感情和心理　上接受大的现实，大的化和规模化根　本上摧毁了人们对历史不断进步和人性不断完善的　信念。如果说从ｌ９世纪末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开始　的对理性主义传统的质疑，在世界大战前，更多还是　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的危机预感的话，那么两次世　界大战和大，则把这种思想领域的危机预感恐　怖地现实化了。大的严重性和极端性，使得此　前建立起的文明的一些根本性的结论陷入深刻的追　问之中，我们必须在这个构成我们存在的基本价值　的破碎局面里，继续生存，努力建设。从这个意义　上，人类将永远逃避不开大投下的阴影。这正　是阿多诺提出“奥斯威辛之后”这一命题的根本原　因。　战后６０年的人类历史，应该讲并没有为这个问　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在古拉格，在越南，在　北爱尔兰，在巴勒斯坦，在波黑，在索马里，在伊拉克　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大的逻辑仍然　顽固地支配着人的信念。灾难和悲剧并没有使人们　学会相爱和宽容，那种深入到文化和意识深处的对　异己和他者的敌意，经常会驱使绝大多数时候非常　善良的人拿起武器，互相残杀。人类的和平和宁静　总是被阵发性的冲突所搅乱。虽然，人类也以难以　置信的坚韧和意志从冲突、灾难和大生存下来，　而且人类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似乎总是超越否定人　类尊严的力量，推动生活的前进。但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生命所承受的痛苦、创伤和损害却永远留存在　我们的集体记忆中。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欧震作为当代事件的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价值——当代性。所以，今天我们以一种特别　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战后人类历史的结构性事件　郑重和严肃的方式去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６０周　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不断地列举下去——只要二次　年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段历　世界大战的历史影响和教训没有充分被后代的人们　史作为当代事件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吸收和消化，我们就永远需要不断地回到历史的这　说，二次大战仍然在当代人类的现实结构和精神结　个时刻，去审视历史悲剧给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　构中延续着。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如果缺少了　正如Ｔ．Ｓ．艾略特（Ｔ．Ｓ．Ｅｌｉｏｔ）所言，被我们意识　对构成当代世界的结构基础的二战文化的深入理　到的过去总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已　解，就很难准确把握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　经被纳入了“现在”的完整结构中。那种对我们当　势，也很难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代生活没有意义的过去，即使存在着，也会失去它的　参考文献：　［１］内奥米·曼德尔．对“奥斯威辛之后”的再思考［ｃ］／／王逢振（编）．疆界（第２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谢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齐格蒙德·鲍曼．现代性与大［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君特·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　ＯＵ　Ｚｈ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ａｒ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ｈ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ＷＩＩ；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ｃｕｈ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唐普］　６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