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 Mav 2011 天津外围语大学学报 第1 8卷第3期 V0i.18 No.3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构 ——论米勒的《祖先游戏》 刘建喜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300204) 摘要:澳大利亚作家艾利克斯・米勒的《祖先游戏》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文化和家园,展现经历 移置和文化错位的人们如何摆脱困惑,寻求出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的角度解读该小说,通过 对中国福建凤家四代人的经历和心理分析来探讨他们经受中西文化的撞击与融合,最终走向文化杂合, 在东西方世界里建构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祖先情结;流放;文化杂合 Abstract:Crossing time and space,culture and homeland,Alex Miller’s The Ancestor Game explores how migrants,who have suffered displacement and cultural dislocation,overcome their perplexity and search for identities.This paper,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analyzes the Fengs’migrant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encounters.It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four generations’construction of hybrid cultural identity after their undergoing cultural clash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postcolonialism;cultural identity;ancestor complex;exile;cultural hybridity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 1)03—0069—07 一、引言 和澳大利亚两地的结合,是超出寻常的。这 标志着在20世纪末重新评价亚洲形象、树 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新形象30 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是众多澳大利亚 作家笔下反复咏叹的主旋律,华人建构文化 身份的历程也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主题之 一年来达到了顶峰。”更值得一提的是,迎合这 一。20世纪7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多元 趋势的不只是少数亚裔作家,更多的是生 文化主义”的实施,其文学作品中的华 人形象不再是基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异教中 长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英裔,他们以自己的 中国经历或对中国的渊博知识,书写了一部部 后殖民主义作品,刻画了一个个具有文化杂合 特性的人物。 国佬”、“傅满洲”、“大烟鬼”等刻板化形象, 而是日趋呈现多元化。特别是进人20世纪 90年代后,描写“中国内容”更成为澳大利 亚文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如文学批评家拉夫 一艾利克斯・米勒(Alex Miller)正是这 时期涌现的优秀作家之一。米勒出生在伦 敦,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爱尔兰人,16 岁只身来到澳大利亚,后就读于墨尔本大学 英文和历史系。他的代表作《祖先游戏》(The 勒(LaFleur,1996:503)所说:“尽管中国不是 澳大利亚小说家的新主题,但2O世纪90年 代的作品将中国人作为主人公,并强调中国 收稿日期:2010—12—12 作者简介:刘建喜(1973一),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 69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Ancestor Game)1992年问世后备受读者青睐, 也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作品以中国人为 主人公,并完美地结合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历 史和文化,以描写了“中国内容”而名声大噪, 一举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英联邦作家 奖、太平洋作家奖和联邦作家协会奖四个重 要文学奖项,在澳大利亚文坛占据着独特地 位。米勒的英国移民身份赋予了他“既是内部 也是外部”的双重视角,给其笔下的人物提 供了双重式样的生活,这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 澳大利亚更具现实意义。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Hall, 1992:225)将文化身份界定为一个永远未完成 的工程,他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现实存在”, 更是一个“形成过程”,它属于过去,也属于 未来。文化身份超越空问、时间、历史和文 化,经历着不断的转化,且身份并非一成不 变,在后现代时期逐渐断裂、破碎。身份也 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且往往交 叉的话语、行为和状态中的多元组合(Hall, 1996:4)。由此可见,在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 中,历史、权力、文化等都起到关键作用。同 时文化身份也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移 民要主动认识差异,而不是被动地从内部接受 “他者”形象,同时最好保持差异,而不是被 完全同化。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 义德(Said,1978:5)在其《东方主义》中详细 论述了欧洲人以自己为中心想像、创造出的东 方主义,即对东方人形象的模式化,强调“东 方不是东方”,而是被西方化的,是对东方形 象的刻板化,从而揭示了欧美文化身份高于 其他非欧美民族文化身份的霸权主义意识形 态,对东方的刻板化就成了白人的评判标准。 霍米・巴巴(Bhabha,1994:34)提出的文化杂 合理论阐述了后殖民文化经历的“三部曲”, 即否认、商讨和杂合的过程。他一再强调“超 出”的概念,认为后殖民文化问题要置于“超 出”的范畴中,“超出”至一个“第三空间”。 巴巴(1994:37)指出:“虽然‘第三空间’本 身是不能表现的,但它组成了发声的论述条 件,保证文化的意义和象征不会有一种原始的 统一性和固定性;同样的符号也可被再挪用、 转化、重新史化和以新的方式阅读。”存在文 70 201 1年第3期 化差异就必然有文化转化,这一过程可以使 边缘人群在没有失去边缘文化主体性的前提 下去认同主流文化,进行中西两种文化的商 讨,在商讨中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最终在“第 三空间”形成杂合。这些理论观念对研究《祖 先游戏》中人物的文化身份建构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在这部作品中,米勒挑战西方霸 权话语,将中国人置于中心,且笔下的主要人 物都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撞击,以及文 化转化的过程,在“第三空间”建构起中西杂 糅的文化身份。 米勒以全新的双重视角和独特的叙事手 法,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文化和家园,将 读者带人一个文学和现实相结合的世界。叙 述者史蒂芬・缪是一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苏 格兰作家,回到故乡多赛特郡安葬了亡故的 父亲后,他给了母亲两种选择——他留在英 国陪伴母亲或母亲跟随他到澳洲生活,两个 建议都被母亲拒绝。史蒂芬感觉自己已被祖 先疏远,于是回到墨尔本继续他的流放生活。 回到澳大利亚后遇到华裔美术教师浪子,被 其错综复杂的身份所吸引。之后,在与浪子 和其朋友——德裔艺术家格特鲁德・史皮斯 聚会时,史蒂芬以《凤家编年史》、《冬日来客: 北半球的生活》(维多利亚的回忆录)和格特 鲁德翻译的其父史皮斯医生的日记为基础, 讲述凤家的故事。从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区,至抗日战争前的中国 上海和杭州,再回到2O世纪60年代多元文 化掺杂的墨尔本,《祖先游戏》将中国历史和 澳大利亚历史巧妙地连接,淋漓尽致地刻画 了凤家四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历程。 二、凤一:淘金时代的凤凰涅榘 凤一是l9世纪中叶中国福建的一个孤 儿,为摆脱旧中国的饥饿和贫困,他登上拉 金斯船长的船驶向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对一 个没有父母,没有祖先,没有名字的孩子来说, 适应异域的新环境、建构新的身份相对容易。 手中的十二块银元偿付了他的中国灵魂,登上 船的那一刻,他已觉得自己不再是中国人,而 是像船长一样的西方人。凤一希望割断自己的 中国性,并获得重生。当拉金斯船长给他取 名“凤”的时候,他感激万分,中国神话中的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卡句 凤凰使他感觉像凤凰浴火重生一样不畏痛苦, 义无反顾,这个名字“落到他的肩上,赋予了 他身份”(P.218)。 新主人将凤一带到巴拉腊特牧羊。他剪 掉长辫,脱掉破衣烂衫,用十二块银元从主 人的商店购买了红色羊毛衬衫,鼹鼠皮马裤, 棕色英式皮靴,和一顶宽沿、系蓝色带子的 菜棕帽。杰克・特里锡德(2001:6)曾说:“我 们所见所闻巾有许多非常熟悉的事物都曾经 有过更富有魅力的含义,远远超出人们现在 的理解,它们构成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世 代相传……符号象征法是对于某种物体、图 表或礼仪形式的情感和精神升华,尽管这些 东西本身可能很简单。”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有其深刻的内涵,它寓意着与人的一种关 系,是人_种有意识的对身体的修饰行为,是 自我意识的表达。换穿新服装说明凤一很快 认同了英式文化传统,有意识地融人异域环 境,拥有了新的身份——澳洲牧羊人。他十 分满意自己的新名字、新服装和这个新国家, 但这只是自身的心理适应,凤一毕竟有着中 国人的面孔,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中国 人是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社会关注的焦点, 被认为是“低劣于欧洲人的种族”,“道德低下, 没有教信仰”,“不可同化”,且“对英裔 社会的命运和特性构成了威胁”(Curthoys, 2003:19 o客观现实与风一的主观愿望背道而 驰,他的中国特质不可能完全抛弃。 米勒精心地编织了具有杂合特征的画面。 与凤一一起牧羊的还有土著人多赛特(他曾被 送到英格兰侍奉一位公爵,后又被公爵的儿 子运回澳大利亚,会讲高雅的贵族英语)和 爱尔兰移民帕特里克・努南,三个不同种族的 人构成一个“和谐团体”(Huang,1996:98), 互相关怀,互相同情,他们用福建话、盖尔 语和英语创造了只有自己能听得懂的语言。他 们很热衷于所谓哲学或玄学方面的辩论,争 论时用树枝、树叶、马铃薯皮、羊毛或其他 随手可得的东西组成富有意义的图形,有时 候某个人会挪动一根树枝重组图形,其他二 人发出赞同或反对的感叹,他们分享着友谊、 理解与和谐。辩论中图形的组成和重组象征 着三人进行文化商讨,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 此外,这个小团体也同主流社会的白人打交道, 形成了文化融合,在后殖民研究中,这恰好与 文化评论家帕帕斯特加迪斯(Papasterjiadis, 1997:274)的描述相符,是“中心和边缘,以 及不同边缘之间不断分化和对话的过程”。在 澳洲这片土地上,欧洲人、亚洲人和土著人相 互影响,形成杂合的文化身份。 凤一是个幸运儿,在埋葬被白人地主错 杀的多赛特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金子,之后 的十五个月不断挖出金子。可以说,凤一发迹 于埋葬多赛特的河谷,因此,他将这个土著 人视为祖先,在后来往返于中同和澳大利亚 的旅途中随身携带多赛特的颅骨和从他外套 上取下的六颗镀金纽扣,临终前把多赛特的 颅骨传给了唯一的子嗣凤二。世界各地的原 始文化中都有头颅崇拜的痕迹或现象,脑被 视为智慧的源泉,人的灵魂所在,保留多赛 特的颅骨可理解为凤一对祖先的崇拜,这个 土著人是他在澳洲的立足之本,给了他智慧、 勇气和力量;用与两边衣襟相连的纽扣象征着 “联结”,连接着祖先和风一,连接着中西两 种文化。米勒十分巧妙地运用了颅骨和纽扣 两个富含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来表现风一的 文化杂合。 发迹后,凤一成立了“维多利亚凤凰协作 会”,从福建运送中国淘金者至澳大利亚。回 到故乡时,他在乡邻眼里已具有了“半中围半 西方的特征”(P.245 o重回故乡说明凤一并 没有完全割弃他的中国性,南北半球之问的 往返也标志着中澳文化的商讨,在这一商讨过 程中凤一建构起中西杂合的文化身份。 此外,凤一与帕特里克的女儿玛丽的婚 姻也象征着一种文化融合,他们生育了九个中 澳混血女儿。他在中国还有一 L子,作品中 没有明确他何时娶_r一位中国妻子,但描述了 1876年他唯一的儿子——一个纯正血统的中 国人来澳大利亚继承了他的财产。可见,无论 凤一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骨子里 仍坚持着南男性子嗣承袭家产的巾国传统。 凤一拥有两个家,认同两个同家,代表 两个种族,是“两个大洲的富 ’(McLaren, 2001:84)。勤奋加运气使这个穷苦的中国孤儿 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获得重生。然而,不 71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 1年第3期 管他多么成功,多么富有,仍对中国充满怀念。 弥留之际,他躺在墨尔本肖邦大街的豪宅中, 回忆着福建厦门的别墅,幻想着坐在别墅的 (P.43),想象着这匹超自然的马能够载她去 父亲所到过的遥远地方。瑞士著名学者荣格 (1988:50)把象征和人的无意识活动紧密联系, 认为象征就是无意识表达自身的方式,“在幻 想中表现自己”,维多利亚就是在无意识中联 桌边聆听黎明前协作会招募淘金者的声音。 房子是家的意象,此时的凤一向往着回到中 国的家,寻回自己的中国特质。奄奄一息的他 “对自己所有的矛盾心理感到困惑、费解和憎 恶,竞抽泣起来”(P.256)。尽管早年他那么 结了东方与西方。她还将借宿的英国画家看 作流放者,分享他“来自北半球的流放生活” (P.62),仿佛自己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流放女孩, 希望斩断自己的中国性,中国仍然对他意味深 难怪浪子对史蒂芬讲起姑祖母时说:“她是中 长,因为“无论文化之间如何进行杂交,文化 的核心不会改变”(方红,2006:52),中国性 依然是他生活的支点。凤一的经历代表着中 澳文化的杂糅,这种文化身份在他的家族中 代代相传。 三、维多利亚・凤:墨尔本眺台上的中国情结 维多利亚是风一和玛丽・努南最小的女 儿,从孩提时代起,她在母亲和八个姐姐眼 里就是个陌生人。维多利亚长着一双“神秘的 东方人眼睛”(P.62),倾注了毕生精力,在幻 想中描写被她视为祖先家园的北半球。她的 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都体现了中西方的结合, 如萨义德(Said,1978:5)所说:“和西方一样, 东方是一个由思想、表象、词汇构成的历史 和传统的概念,这些思想、表象和词汇赋予 了东方在西方和对于西方的实在和存在”,且 “两个地理实体互相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相 互反映”。对维多利亚而言,东方是她一生的 追求,尽管从未走出父亲留在墨尔本肖邦大 街的房子,她毕生从事写作,完成了她的《冬 日来客:北半球的生活》,追寻着神秘的北半 球——她永恒的梦想。 维多利亚不属于母亲和姐姐们的生活领 域,认为她们的领域是有边界的,而自己的 领域是超越边界的。她似乎生活在梦幻世界, 期待着她的风一父亲从北半球归来与她团聚。 当他归来时,她欣喜若狂;当他离开时,她 无限悲伤。维多利亚对东方一往情深,另一 片世界的一切都令她着迷,始终珍藏着父亲 送给她的绿橙色相间的陶瓷马(唐三彩)。唐 三彩是中国陶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 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标志。由于维多利亚处 在西方文化环境,她将这一传统的中国文化 象征看作“传说中的天马,西方世界的天马” 国 ’,一个生活在“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想象 世界”(P.158)的人。 文化杂合也体现于维多利亚家的眺台,这 是座带有‘东方寺庙屋顶”(P.254)的西式建筑, 结合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特征。她多年独处在被 浪子称为“另一片世界人口”(P.158)的眺台 上,撰写着她对北半球的想象及感受。这就 是维多利亚,一个生活在一个世界却追寻着另 一个世界的中澳混血女性。 但维多利亚生活在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 并不意味她完全否认了自己的澳大利亚特质, 实质上她很热爱出生和生活的国度。当纯正 中国血统的哥哥凤二来澳继承父亲遗产时, 她未对哥哥表示出任何感情,而认为“澳大 利亚对他没有意义”(P.44)。由此可以推断, 维多利亚不喜欢完全中国或完全澳大利亚的 事物,而是倾向两个世界的合璧。她从未到 过中国,是联想使她对那片土地兴趣盎然。 她对另一片世界的描写与史蒂芬的《凤家编年 史》极为相似,“不是中国,而是有关中国的 澳大利亚小说”(P.1O8)。维多利亚以她独特 的方式体现自己的杂合身份,她实质是澳大 利亚人,出于对北半球、对中国的好奇,在 想象中追寻着中国情结。 四、凤三:上海租界中的中西杂合 读者对凤三的第一印象是他为得一子努 力了]卜/ 年。与其祖父——出生在中国,最终 成为澳大利亚富人的凤一不同,凤三是中国的 著名银行家,却始终带有欧洲情结。凤三坚 决对抗中国传统,把自己的名字凤乾清(Feng Chien—hsing)按照西方习惯写成C.H.Feng; 娶中国画家黄玉华的女儿莲时,婚礼在上海 锦江路的哥特式“三一”大教堂举行,并当 着众宾朋的面宣布禁止莲再与其父来往(他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构 视岳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上海租界的 房内装潢一切使用欧式;将三个女儿都嫁给 了西方人,两个嫁给德官,另一个嫁给美 国爱荷华州的传教士;让怀有身孕的妻子莲 接受西医诊治;并将唯一的儿子浪子送至澳 大利亚读书。 凤三是个双重人,表面上似乎完全西化, 但他对中国传统的反叛是有界限的。他不介 意女儿下一代的混合血统,但谈及家业的继 承人,他却坚持百分百的中国血统。他的三任 妻子均来自传统的中国家庭,且都为汉族。他 需要一个纯正中国血统的儿子来继承祖父和 父亲呕心沥血积累的财富和权力。祖父凤一、 父亲凤二、他本人以及儿子浪子都是纯正的 中国血统。 除此以外,凤三更多地以外国人姿态出 现,他珍藏着祖父坐落在肖邦大街豪宅的照 片,谈及祖父时内心充满自豪感。他把祖先定 位在澳大利亚,曾对史皮斯医生说起“他后 悔从未到过澳大利亚,没有拜访过那里的亲 ’(P.142)。在认识他的人眼中,凤三的西 式思维给他蒙上了模糊的身份,以至于黄玉华 的老家仆称之为“非外国人的外国人’(P.76), 甚至他很难辨清凤三到底是不是外国人。 米勒对凤家第二代和第三代代表人物的 刻画反映出一种双向的中澳文化杂合。维多 利亚从未走出澳大利亚,却把中国当成自己 的祖地;与姑母不同,凤三居住在中国,但 将澳大利亚视为神话般的祖先家园。米勒以 “祖先游戏”这一书名富有寓意地表现了笔下 人物远离故土,而又无时无刻不为故乡文化 所系的深厚情感,对他们来说,“祖先”虽是 想象中的模糊概念,却是一生寻求的归属, 一种斩不断的情结。颇具模糊性的中国祖先 和澳洲祖先巧妙地连接了中澳两个国家和两 种文化,创造出双向的文化杂合。这部小说 体现出“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杂合本质看作 优势而不是弱点”的后殖民主义作品的关注 点(Aschroft,2006:137),阿什克罗夫特等文 学批评家指出:“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一个事 实,即后殖民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压迫者绝 对压制被压迫者或殖民者绝对静音被殖民者 的单向过程,事实上更强调双方的相互关系” (ibid.)。无论是追寻中国另一半的澳大利亚人, 还是认同澳大利亚历史的中国人,维多利亚和 凤三都在身份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中西杂合。 五、浪子:“流放即归家”的二态性 浪子是凤家的代表人物,也是《祖 先游戏》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出生即错位的人, 脚先伸出母亲身体,艰难地奔向光明的世界。 史皮斯医生是德国移民,基于自己的移置感 受,他认为这样的孩子一出生就错了方向,可 能永远“不能到达他该去的地方”(p.112)。 整部小说中浪子是一个悲伤、孤僻的角色, 被祖先驱逐,又不为异域接受,与其曾祖父“两 个大洲的富人’形象截然不同,他“被两个大 洲疏远”(McLaren,2001:84)。 受到蔑视中国价值观的西式父亲和出身 传统家庭的母亲的双重影响,浪子自幼形成了 一种“二态性”,似乎以两种迥异的形态存在: “在杭州(外祖父的家)他学习中国传统艺术, 在上海,他像租界中有身份的欧洲侨民的孩 子一样,还不到在本国的适学年龄就开始学 习欧洲历史、数学、法语和德语。在杭州, 他穿华服,讲汉语,母亲禁止他有相反行为; 在上海,他穿西装,讲英语,父亲禁止他有 相反行为。”(P.166) 浪子被他“双重存在的矛盾”折磨着 (P.166)。他融合了父母双方的性质,当两方 面冲突时,他觉得自己被,身体的一部分 被移置,有时候这两方面不可调和。小时候, 只有在与母亲往来于上海和杭州两个城市的火 车上他才能找到舒适感,此时他不桎梏于上海 的西式生活,也不束缚于杭州的中式生活。他 有一种“旅行即归家”的感觉(P.193),实为 一种无依着、无归属的心理状态。但浪子的 二态存在对他也有积极作用,两方面虽矛盾, 却使他从小就显示了中西杂合特征。史皮斯 医生是唯一能够理解浪子二态性的人,他向 孩子解释说:“二态性是神的赐予,并非生活 的障碍”(P.166),为减轻浪子对其双重存在 的恐惧,史皮斯劝道:“艺术界和自然界都存 在很多快乐的二态现象。”像史皮斯医生这样 将流放视为机遇的人,坚信二态性有助于移 民更快适应异域环境。 长到六岁,浪子和祖先一直和睦相处。 73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他在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天赋令外祖父吃惊, 但黄玉华还是不喜欢外孙,原因是在外孙身 上他看到了凤三的影子。因此,他让女儿陪 同祭祀祖先时拒绝带外孙前往,这是对浪子 身份的否定,他认为外孙的双重式样生活与 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背道而驰。这激起了浪 子的反抗,本无依着的他开始了属性的抗争, 二态存在的父亲部分最终战胜了另一部分, 他想起了父亲视为祖先家园的澳大利亚。他 要毁掉祖先纽带,且认为自己是最适合做此 事的人。浪子将自1 1世纪世代相传的黄氏族 谱付之一炬。割断了祖先情结,他不再留恋 中国家乡,盼望摆脱旧的生活,向往新的家园。 斩断了祖先纽带使他移置、流放,成为了真 正的浪子。文学批评家雅可布(Jacobs,1994: 12)曾这样评论《祖先游戏》:这部小说探讨 了“忠诚与、身份与自由以及传承文化与 被其移置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都清晰地体现 在浪子身上,他摒弃了对祖先的忠诚,向往 到澳大利亚做一个自由、、寻求新身份的 个体,深深感到“在家即移置”(Huang,1996: 93),“流放即归家”(P.264)。 米勒为流放的人群提供了积极正面的选 择,他笔下的浪子自愿流放,而非被迫。苏 菲・梅森认为,流放既是难也是福,有些移民“在 第一个国家感到不适,在第二个国家依然不 适:这是一种灾难”(Masson,1992:5),但 她也指出:“灾难可转变为赐福。流放对某些 人而言是唯一可容忍的状态——它是创造和 探寻的源泉。没有滞定性的身份不一定是悲 哀。”(ibid.)“流放即归家”看似矛盾,却反 映了主人公的二态性,他在流放中寻觅自己的 家园。毋庸置疑,浪子也深受史皮斯医生的 影响。出生在德国汉堡的史皮斯由于当年父 母强烈反对他成为剧作家,流放至上海,在 租界里作了医生,且对自己在中国的流放生活 非常满意。他也是个出生即错位的人,所以 给婴儿取名浪子,他坚信这个孩子终有一天会 踏上永无休止的寻找家园的路。史皮斯对浪 子充满深情,深信这孩子的二态性是上帝的 恩赐。当凤三决定送浪子去澳大利亚读书时, 他立即表示愿陪同孩子前往,认为那里才是 唯一适合浪子的地方。史皮斯鼓励浪子说:“你 74 201 1年第3期 没有正式的名字,因此中国不认可你,你在这 里是个陌生人。而澳大利亚是个位于东方与 西方之间的国度,那里会有被移置、具有杂 合身份的亲属欢迎你。中国不是适合你的地 方,从你出生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 想成为艺术家,澳大利亚是最好的地方……” (P.260—261)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地理位 置上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来自于东西方不同 国家的移民在这里定居、繁衍、发展、融合, 她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糅合。自这一 刻起,浪子被打上深深的烙印,他认同了史皮 斯这个融合中西元素于一身的人,坚信流放 是自己唯一可容忍的状态。 浪子连接着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中 国与澳大利亚,被中国的祖先移置,流放到自 认为是祖先家园的澳大利亚,对他而言,流 放即归家。然而,浪子在澳大利亚并未取得 期望的艺术成就,孤独地生活着。米勒(1996: 85)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浪子不被澳大利 亚社会完全认可的原因之一是在他所处的时 代,澳大利亚人不可能视华裔的艺术作品代 表自己的文化。”在澳生活了三十九年(1939— 1976),浪子终究建构起中西杂合的文化身份, 他保留着曾祖父视为祖先的多赛特的颅骨, 也珍藏着母亲绘有莲花的传统中国茶具,中 国和澳大利亚已成为他自身的两个部分。巴巴 (Bhabha,1998:30)将这种“部分”文化解释 为“文化问的结缔体素,体现了文化的非固定 性与无边界性,这有点像文化的中介,在相似 性和区别上都令人困惑”。浪子就是在两种文 化的同与异中徘徊,寻找着“第三空间”,建 构新的文化身份。 六、结语 凤家四代^、——凤一、维多利亚、风三 和浪子,无论生活在现实中还是想象中,没有 一个是纯粹的中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他们都 体现了两种文化的杂糅。在《祖先游戏》中, 澳大利亚人不是“自我”,中国人不是“他者”, 四代主人公都交融了中西特质,建构起杂合 的文化身份。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史皮斯 医生、其女格特鲁德、叙述者史蒂芬・缪、 多赛特、帕特里克・努南,也都经历了移置或 流放,他们与凤家四代人_起构成了微缩的澳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构 大利亚社会,欧洲移民、亚洲移民和土著人 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给华人以正面塑造。艾 利克斯・米勒强调在相互尊重和彼此融合中 重新定义澳大利亚和中国文化,强调自身与他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体现出文 学批评家丹尼斯・哈斯科尔阐述的“个人身份 意识的复杂性”(Haskell,2000:viii),同时 者的趋同与联合,为流放人群提供了积极正 面的选择,他们勇敢地面对、接受异域文化, 不断“对话”,并争夺“话语权”,在东西方文 化世界里寻求和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 也体现出后殖民主义民族身份的复杂性。 《祖先游戏》堪称刻画华人建构杂合文化 身份方面的里程碑,作品不再表现强烈的种 参考文献: 【1]Ashcroft,B.,G Grifiths&H.Tiffin.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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